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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九十年六月份 國父紀念月會暨宣誓典禮
公布日期:90年07月04日
號次:第6405號
總統府九十年六月份 國父紀念月會暨新任行政院政務委員許志雄、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光群、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黃石城、駐巴拉圭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顏秉璠、駐查德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鄭 欣、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韓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文雄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永斌等八人宣誓典禮,於本(九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 總統主持並監誓,副總統、中央、地方高級文武官員及民意代表等三百餘人與會,會中由國策顧問蕭新煌專題報告│「從客家委員會成立談當前台灣社會的族群意識」(全文如后),典禮至十時四十五分結束。
「從客家委員會成立談當前台灣社會的族群意識」全文
總統、副總統、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先生:
前言
在這個月的中旬,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已正式成立,這是我國中央行政體制裡以主管族群事務繼原住民委員會之後所設置的第二個部會級機構。客委會的成立可說是政府回應二○○○年總統大選,包括在座 陳總統在內的四位主要總統候選人在客家政策主張的積極作為。而立法院能超越朝野政黨對立立場,有效率地通過客委會組織條例,在此刻的政治氣氛下,更屬難得。在此,我以忝為該會過去的籌備委員和今後的委員身份,深深感到欣慰。
一、客委會的價值與意義
在去年總統大選前,亦即當客家票源的爭取和設立客委會為政壇和民間所重視和矚目之際,我個人就曾提醒任何有關客家族群的政策擬定或是相關主管部會的設置,不應該窄化成為只是對一個特定少數弱勢族群的垂憐或照顧而已。因為,客家的族群地位雖是人口和文化的少數,但不必然是政治和經濟的弱勢。
以政策積極回應客家族群的文化訴求,不應只著眼於一時為另一個少數弱勢族群給予政治經濟資源或權力的再分配,而應該定位和正視客家本身就是擁有豐富文化和語言特色,但卻面臨流失和斷層的一個台灣族群。重視保存和傳承客家文化語言,並進而設立相關中央部會,也不只是為了滿足三、四百萬客家人的族群尊嚴而已,更是為了讓台灣能繼續擁有豐富多元的活族群文化財。我認為這正是客委會成立的首要價值。
再就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歷史和它的內涵來看,客家的「跨族群」互動經驗也的確比其他三大族群(亦即也是舊住民的閩南人、新住民的外省人和原住民),都來得頻繁、多樣和深入,這種珍貴而特有的族群互動中之包容和融合經驗在許多地區的客家人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如果能加以珍惜、了解和發揮,相信會有助於今後台灣四大族群之間的合作和融合。這是我們該重視客家族群發展政策和設立客委會的另一個宏觀意義。
質言之,今後客委會定位,固然是可藉此提升佔台灣總人口十二%到十五%的客家族群文化尊嚴和地位,更是為了促進客家與其他族群的共榮發展。它不容被窄化成為是一個只為了化解客家人不滿長期被忽視的集體情緒而設的行政機制;它更不該被矮化可能成為一個反而製造廣大主流社會錯誤看待客家人為一支益形自我孤立和邊緣化的少數弱勢團體的藉口。
二、當前台灣族群集體意識的演變與特性
我們要重視族群的多元包容和共榮發展,在此時此刻尤其有它特殊的政治意義。根據我長期觀察分析台灣四大族群意識的演變軌跡和它現有的特色,可以綜合描述如下:
由於經濟穩定成長、機會結構擴大,社會多元化的影響和一九八○年代以來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衝擊,戰後長期存在於被政治化了的所謂「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省籍矛盾問題,已大幅度得以化解。根據歷次經驗調查證據顯示,不論是在日常生活的社會領域或是就業與升遷機會的經濟領域,省籍或族群的差異在一般國民心目中,都已不再構成歧視或干擾因素。但是跨族群的民意和歷次重大選舉卻仍然暴露出它在權力分配的政治領域裡,仍然有它不可完全被漠視的發酵和激化作用。
換言之,二分的省籍對立自一九九○年代以來早已遠離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正常生活範疇,但卻不幸地還殘留在政治權力圈子,「權力遊戲」裡的省籍/族群動員現象,不時散發它的政治煽動作用。
一九九○年代以來,我們更目睹了「外省、本省」二分對立的省籍矛盾已轉變成為「閩南、客家、外省和原住民」四元並列的族群差異趨勢。所謂本省、外省的二分法已不再能充分了解當前多元的社會現象及其集體心態。因此,在一般社會人士的語彙裡,上述四族群的分類法則,已逐漸成為通用概念,也不再多用舊時代本省、外省的區分。換言之,原有省籍的二分政治分類已被族群的社會學和人類學四元文化分類所取代。族群課題也終於「恢復」到它原來寬廣的社會文化「差異」本質,而非只是狹隘的政治「對立」性格。然而,政治圈似乎還跟不上民間社會已經能以欣賞和包容看待多元族群文化的態度,仍不時以舊時代的二元省籍對立思考模式來誤讀新時代的四元族群差異現象。
就嚴格的定義和國際比較的標準來說,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已不存在偏見和歧視的問題,也更可以說實在是沒有族群問題。但是隨著過去十多年來台灣的內部政治大轉型,如解嚴、民主化、權力結構本土化、政黨輪替,以及外部的「中國因素」壓力,在台灣的四個族群的集體意識深處也產生了不同的政治心態和心事。用最淺顯的話來形容當前四族群的政治信心,那會是閩南族群的集體自信穩定上升;外省族群的集體焦慮明顯提高;客家族群的集體不平日益浮現,以及原住民的集體疏離充份流露。這些可辯識的族群心事,最可能展現和暴露的管道往往就是在國內發生政治紛爭和不良權力競爭的時候。
三、不是族群對立問題,是國家認同不一致問題
也有經驗資料可以進一步證實,雖然有以上四個族群的不同政治心事,但四個族群之間在主觀的政治效用評價,對民主化的支持,對不同政治機構的信任程度,以及對整體政治的運作及其正當性的看法,都沒有顯著的差別。唯獨對國家定位及台灣的政治前途,兩岸關係和統獨爭議的立場,亦即在整體「國家認同」的思辨和抉擇上,卻有著相當的區隔和不一致。就此而言,這種經由族群背景及其家庭社會化所呈現出來的國家認同不一致現象,不但與十多年來台灣經驗的巨大民主化轉型有關,與不同族群先後移民台灣的歷史長短經驗,對中國大陸「原鄉」感情濃淡、以及所背附的政治圖騰影響大小也有關,也更不時受到外部中國的「促統」壓力所左右和扭曲。
換言之,當前台灣社會裡的族群意識在社會文化層面呈現多元,但無對立,也已可相互欣賞和包容彼此的差異。但在政治領域裡,尤其是面對政治權力轉型和在中國因素的干擾下,則出現國家認同的不一致問題,甚至時而容易被政治力量所動員而滋生族群間莫須有的緊張。這種緊張與其說是族群意識對立本身的問題,不如正確的說是透過族群所暴露出來的國家認同尚不一致的問題。
四、結語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應可以更正確的解讀當前台灣社會中的族群意識變化和族群心事,以及它衍生的國家認同問題。
我們在欣慰台灣族群生態已脫離了省籍二分的對立與矛盾,進而欣賞包容多元族群差異所展現的文化多樣性之餘,也應正視和體會四族群中處於少數或弱勢的原住民、客家和外省這三個族群的集體心事,政府應以更有效的經濟和教育政策、更積極的文化語言政策,和更全面的民主鞏固制度和唯才是用措施來紓解和降低他們的疏離、不平和焦慮。
更重要的是,朝野政治精英、政黨或政團都應該要善用政治智慧和實踐政治倫理,以政治理念和胸懷爭取廣大民心支持,萬不可企圖以族群動員來獲取政治權力,更不應藉著煽動族群間所存在尚不一致的國家認同,激化、拉大不同族群之間的國家定位矛盾,這對處理兩岸和平關係和爭取國家應有利益,將有不利的後果。
最後,我個人堅信,不同族群之間,國家認同的共同深化和強化,可以靠健全、理性和公平的民主制度和政黨體質來達成。而不同族群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權益的保障和他們族群尊嚴的維護,固然是政府的責任,而各族群領袖在為各自族群爭取上述權益的可行之道,也不應該再陷入狹隘的族群意識型態內打轉,而應將訴求格局提升到一致認同自己國家的「公民權」層次,那才是更有說服力去追求族群正義的正當途徑。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