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總統府

公布日期：91年06月26日 號次：第6469號

總統府九十一年六月份　國父紀念月會暨新任國防部副部長康寧祥宣誓典禮，於六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　總統主持並監誓，中央、地方高級文武官員及民意代表等二百五十餘人與會，會中由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陳芳明專題報告∣「朝向開放的台灣文學本土精神」（全文如后），典禮至十時二十五分結束。

「朝向開放的台灣文學本土精神」全文

陳總統閣下、五院院長閣下、各位長官，大家早安：
接受總統府的邀請來演講時，我深深體會到台灣社會誠然已走向開放的境界。尤其在總統府講述台灣文學的發展時，我更可以體會本土精神的追求已經獲得確立。這樣的人文關懷，在十年前，在二十年前，幾乎是無法想像的。我樂於看到這樣時代的到來，更樂於以台灣文學研究者的身分在這裏討論本土精神的意義。在二○○○年政權輪替以和平方式完成後，「本土」一詞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在一個開放的社會，本土精神的內涵需要一個相應於歷史環境的恰當解釋。我願意從文學的角度，來觀察這樣的議題。
一、本土精神的最初意義
本土精神的鍛鑄，在台灣歷史上曾有過漫長的演變過程。不過，自二十世紀初期以降，本土精神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隨著新文學運動的開展而逐漸累積形成。所謂本土精神，其實只是在建構台灣文化的主體而已。文化主體的建立，從來就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不同歷史階段的演變而產生全新的意義。自一八九五年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社會之後，固有的文化主體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與侵蝕。
在殖民地社會裏，本土精神的最初意義，就在於對抗帝國體制挾帶而來的霸權論述。日本殖民者為了迅速展開對台灣社會的剝削掠奪，在最短期間之內介紹資本主義與現代化觀念來到島內。表面上，資本主義與現代化運動彷彿是為了改善台灣人民的生活。事實上，在科學、理性、文明的假面下，日本人終於建立了一個有效統治的殖民政府。這個政府一方面教育島上住民成為現代知識分子，一方面也讓這些知識分子相信，日本的文化是比較優越而進步的。為達此目的，殖民政府強迫台灣人民必須學習日本語文，並且也灌輸一種偏見給台灣知識分子，使他們認為台灣固有文化是落後而腐敗的。
台灣第一代知識分子在一九二○年左右宣告誕生時，立即在文化認同上發生了危機。有許多人以為，日本文化確實是屬於先進的文明，遂有部份知識分子以會說日本話為榮；甚至希望改造自己的人格，以便昇華成日本人。在這種強勢文化的襲捲之下，較具自覺性、自主性的知識分子終於警覺到啟蒙運動的重要性。一九二○年發軔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包括賴和、陳虛谷、謝春木、張我軍等，透過文學創作形式，揭露日本統治者的現代化假面。在小說、散文與詩的作品中，第一世代作家批判日本文化並不等同於現代化，並且也指出日本文化的墮落與倒退。他們大量把漢語與台語寫入文學作品中，證明台灣的語言與固有的風俗文化也具有進步與善良的一面。因此，這段時期的台灣文學本土精神完全是針對殖民論述的粗暴傲慢，以護衛並鞏固台灣人的自尊心與自信心。
一九三五年台灣總督府在台北舉行「台灣博覽會」，主要在於宣揚日本人如何使台灣社會接受現代化改造而成功的事實。透過博覽會，日本人向國際社會誇耀殖民政府的文明進步，也向台灣人展示統治者的現代化德政。然而，台灣作家包括楊逵、呂赫若、王詩琅等，則以小說形式揭穿現代化的虛相。從小說的內容可以發現，台灣的農民、工人並沒有因現代化的到來而獲得生活水準的提昇。恰恰相反，日本人所誇耀的現代化事實，使許多無助的人民陷於經濟窘境，甚至瀕臨死亡。文學的批判力量，遂在此彰顯出來。小說可能是靜態的，卻足以拆穿官方歷史記憶的蒙蔽與欺罔。即使在六、七十年後的今天重新回顧，還可生動地感受到殖民地文學中的本土精神是何等雄辯地存在著。
二、戰後文學本土精神的挫折與復甦
日本殖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瓦解之後，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台灣社會在日據時期所建構起來的本土精神，並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恰當尊重。台灣知識分子秉持的抗日精神及其傳統，在強勢文化政策的扭曲之下，完全遭到排斥與漠視。在「國語政策」的驅使之下，受到現代化洗禮的台灣知識分子，被指控是「接受奴化教育」，也被貶抑為「接受日本思想毒素」。這是本土精神在戰後所受到的最大挫折，也是台灣知識分子的抵抗精神與批判精神所遭逢的最大誤解。
進入五○年代以後，台灣社會完全籠罩在戒嚴體制之下。所謂戒嚴體制，在一定程度上與日本殖民體制有許多相通之處。它完全無視台灣的歷史經驗，也全然忽視台灣的文化傳統，相當有系統、有計劃地抽離台灣社會的文化主體。自五○年代以降，台灣社會終於患有嚴重的歷史失憶症與文化失語症，可以說都是由於偏頗的官方文化政策所導致。戰後出生的台灣知識分子，對台灣歷史、文學、語言產生了陌生化與疏離感，並且更為嚴重的是，對自己的母語與風俗習慣也產生高度的嫌惡與自卑。本土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扭曲與動搖，從而也使知識分子不敢以台灣為榮為傲。
在所有正常社會的教育體制，都是在使學生獲得啟蒙與啟智。但是，在戒嚴文化下的教育制度，卻是使台灣學生受到蒙蔽與異化。如果沒有戰後文學運動的展開，本土精神也許被清除殆盡也未可知。這裏必須介紹一位重要的台灣作家鍾理和，他在戰爭期間曾經居住於北京，因此可以使用流暢的白話文從事創作。由於他堅持對文學的熱愛與信仰，終於為台灣社會留下了歷史的見證。這位值得尊敬的客籍作家，寫出五○年代蒼白時期最可貴的農村文學。在「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的政治口號之下，他寫出高雄美濃的客家農村是如何穿越經濟蕭條的歲月。農民的純樸、善良、勤勞、刻苦，栩栩如生呈現在他的筆下。鍾理和拒絕對當權者進行歌頌，他站在弱勢者這邊，寫出台灣人以自己的血汗與土地緊緊結合在一起。
因為有鍾理和的典範，日後才有台灣作家對土地與人民的謙卑學習。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李喬等等的作品，描繪了六○年代以後戒嚴體制下的台灣社會逐步重建自我的信心。尤其跨入七○年代以後，鄉土文學的大量崛起，以及新生代作家的大量誕生，終於凝鑄了波濤洶湧的本土運動。楊青矗、王拓、黃春明、鍾鐵民、宋澤萊、洪醒夫、吳錦發、李昂等作家的文學創作，證明台灣文學本土精神之不碎與不滅。
這場澎湃的本土文學運動，伴隨七○年代黨外民主運動的擴張而同步成長。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的桴鼓相應，使得受到重挫的本土精神開始逐漸復甦。「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學」等等觀念的提出，都是在這場翻滾的運動中形塑確切的內容與定義。這段時期的本土精神，集中於批判專斷式、壟斷式的威權體制，也強烈地批判與台灣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的教育制度與文化政策。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與八○年代的統獨意識論戰，正是標誌了台灣社會從封閉狀態走向開放境界的文化陣痛。通過不斷論戰的洗禮儀式，本土精神在一九八七年戒嚴文化終結時而得到再一次的確立，完成了它在台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象徵意義。
三、開放的本土精神‧寬容的多元文化
進入後戒嚴時期的台灣社會，迎接了一個空前解放階段的到來。精神束縛的鬆綁、思想枷鎖的鬆動，使得被壓抑在社會底層的智慧能量釋放出來。動員戡亂體制宣告結束，政黨政治的新時期儼然浮現，整個大環境的活潑生機，使得文學想像變得更為豐富，也變得更具彈性。
如果說，日據時期的本土精神是為了對抗殖民體制，戰後時期的本土精神是為了抵抗戒嚴體制，那麼解嚴以後的本土精神又是要抵抗什麼？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的制度確立之後，威權時代已正式從歷史地平線消失。比政治運動還更為精彩豐碩的文學運動，展現了台灣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魅力。台灣社會見證了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意識文學、眷村意識文學、同志意識文學以及原住民意識文學的紛紛誕生。百家爭鳴的文學思考，盛開了一個罕有的文化花季。
這些多元化的文學背後，都富有深刻的文化批判意義。台灣意識文學是為了批判過時的中原沙文主義，眷村意識文學在於拒斥泛濫的福佬沙文主義，同志意識文學在於抵抗偏頗的異性戀沙文主義，而原住民意識文學則在於悖離粗暴的漢人沙文主義。所有具備壟斷傾向的思考，都必然招來強烈的挑戰。任何威權式的欲望與支配，再也不可能有復辟的機會。這些事實顯示，本土精神不再是某一特定族群、特定階級、特定性別所能獨佔。
如果台灣社會要繼續向前進步、向上提昇，則本土精神就不可能永遠停留在靜止的歷史階段。台灣文化主體的建構，當然也就不可能在封閉的狀態下去進行。以族群發展的歷史來看，除了原住民之外，必須承認我們都是外省人。台灣畢竟是一個移民社會，它永遠是變動不居的。台灣文化主體也是隨著不同歷史階段的演變而不斷填補累積，從而台灣文學的本土精神更是相應於客觀現實的變化而產生動態的鍛鑄。
站在總統府的這裏面對文武百官演講時，我更加能夠體會這是一個族群共和的本土政府。我深切地認識到，這個政府已為本土精神做了極為恰當的定義。使台灣文化更為開放，使台灣文學更為多元，是這個政府必須強有力給予維護的。本土精神的寬容與多元得到保證時，台灣社會一定受到深深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