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今天舉行國父紀念月會，陳總統水扁先生親臨主持，並聽取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的專題報告。
月會於上午十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其他政府首長均與會參加。
月會開始，在唱國歌及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後，紀執行長以「台灣第三部門的發展契機」提出專題報告。
紀執行長書面報告內容為：
台灣走過經濟奇蹟、政治民主的奮鬥歷程。從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和國會全面改選、到總統直選等「民主化」的進程。很高興政府除了注重「拼經濟」、「拼選舉」之外，也開始將「政府改造」、「夥伴關係」、「志工台灣」和「推動非營利組織發展」列為工作重點。我相信，這種期許建造台灣成為真正的「公民社會」國家，才能將民間社會力和台灣人自決的精神提昇至新的境界。
優質公民社會 VS 台灣自決
『台灣的前途，由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的人民自己決定。』這是兩岸熱之後，陳總統不斷提出的動容訴求，充分展現了台灣真正的民主精神。
我認為，台灣自決的前提，必須台灣的民間社會力有夠厚實，或說台灣的第三部門發展相當成熟，具有充分的公民社會條件之下，才有可能產生正確、智慧的抉擇。
換句話說，當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具備優質公民社會內涵、充分展現愛這塊土地、認同這塊土地、願意疼惜這塊土地、為這裡的子子孫孫打拼的台灣意識，甚至在人類全球化過程中，還能秉持『愛厝邊』的生命力，且在地球村中堅持『作光作鹽』的使命，一起為人類社會更美好的發展守望，此時談台灣自決，才有可能提升至另一新境界。
台灣第三部門的奇蹟
台灣第三部門的發展自民國六十年代的『萌芽』、七十年代的『發展』、八十年代的『多元』、到九十年代的『國際化』，它與台灣五十年來的社會變遷密切結合。
其服務內容也從早期的政令宣導，到不同的弱勢族群的權益倡議，如：消費者、原住民、政治受難者、老兵、殘障者、婦女、勞工…等，這種民間自發性的草根服務與組織，充分展現台灣民間力量。
首先我分享自己和一些民間組織的小故事：
回首想想，自己居然在非營利組織的勵馨基金會，待了十一年，進入第十二個年頭，真不可思議﹗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我繼續下去呢？第三部門有什麼好玩的？我倒很想分享這個寶藏。
我曾在第一權公務系統的教師界教了五年書，又曾在第四權的新聞界當了七年記者，但這些都不比我現在待的第三權（第三部門）的非營利組織還長。記得剛進勵馨時，我只承諾一年，然而過了十年我還在，就有人問我會不會後悔？我說，我還想待下一個十年呢。
在非政府組織工作，它的滿足感並非來自薪資報酬，而是服務對象的回饋，或組織使命的達成，乃至於工作團隊的彼此支持。所以他沒有臭銅味，也不需勾心鬥角人際關係。
十年前，勵馨基金會辦了萬人反雛妓華西街慢跑，這對當時工作員不到十人的基金會是很大的挑戰。大家盡最大的力氣，挑燈夜戰終於圓滿達成任務，最後全都累翻了。
隔了一星期，疲勞尚未去除，我接到勵馨一位中途之家的女孩的信。她也去參加了慢跑，她在信件中說，她非常感謝勵馨辦了這個活動，讓她很震撼，並感受到這麼多人關心這個議題，從前她在黑街時，深深自覺被社會遺忘了，因為沒人知道她的痛苦，但這個活動讓她知道這個社會不是冷漠的。
這封來自女孩的信深深鼓勵我，一掃當時的勞累。直至今天，我仍記憶清晰，它是我很重要的支持來源。在勵馨基金會每天總有許多感人的小故事發生。例如，我們社工員常常會接到個案送來的卡片、花束、雞精、餅乾，或是支持者送來的存錢筒、善款，每一個動作都深觸人心，第一線社工員、諮商員、生活輔導員也在此終不悔。這就是台灣最善良、最真實的社會力。
我雖然不是社工直接服務人員，但在勵馨十年的間接服務中，如推動社會運動、社會倡導、立法或政策監督﹍等，深覺得自己也是有福的人。因為我看到了社會最黑暗的一面，卻也感受到社會最溫暖光明的一面，也因為這樣的參與，我深信台灣是有希望的地方，它有一股向上可被激發的力量。
在推動反雛妓運動中，我看到人口販子的可惡，極盡能事地剝削女孩，也看到社會採陰補陽、幼齒滋補的迷思、及當時社會對此議題避之惟恐不及的現象。但是，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感謝社會的支持。 今天大家普遍接受台灣不應有兒童少年從事性交易的信念，政府也因立法院通過勵馨版的『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態度大大的改變，由不承認有兒少性剝削問題，到今天面對嘗試解決問題，這都是十幾年前無法想像的成果。
我從第四權新聞界的扒糞者、拆毀者，到非政府組織的耕耘者、建立者，開始對台灣社會有了不同的關照。台灣很需要有人願意委身於社會改革，如性別平等、反歧視、優質文化、和平反戰、生態保育 ﹍﹍太多的議題都需要委身。此種價值或信念的堅持與投入，為台灣帶來不可預測的力量與回應。
我在從事社會運動，常把社會分析為四大力量。第一個力量就是政府；第二個力量就是企業界或民代；第三個力量就是非政府組織；第四個力量就是媒體，這四個力量主導了台灣社會。我認為台灣最重要也最具理想性格的力量，應是第三個力量非政府組織，它是最可期待與經營投入的，台灣的未來有賴第三力量，也就是第三部門的增強與發揮。
經營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也認為企業界應向非政府組織學習，非政府組織因使命的堅持，變得有力量。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充滿了奇蹟，許許多多的非政府組織都只是從一個夢想開始，就可創造奇蹟，從無到有，並且服務許許多多的人。
舉個例子，董氏基金會二十年前推動拒抽二手煙運動，大家幾乎認為他們是作夢 並且譏笑他們很奇怪，但是二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做了很成功的社會改革，大家普遍接受不可在公共場所吸煙，每個人都有權利拒抽二手煙，這就是一種成就。台灣也因為有這樣堅持理想的改革者，變得可愛有希望。
再來我要談談已過世令人懷念的劉俠女士，她是台灣非營利組織夢想家的典範，她身心障礙又無家產，卻可創辦伊甸基金會，如今伊甸基金會聘用近兩千人，每年服務數萬位身心障礙者。台東布農基金會也有一位肢障牧師白光勝，僅憑服務族人，夢想原住民不再流浪，能夠留在自己土地上生活，自己捐出土地，建造布農部落屋，如今讓上百位布農族人留在自己土地上，自給自足，有尊嚴的經營部落屋。
誠如，十八年前到台灣宣教的高愛琪（Angie Golmon），當時，她到收容性交易少女的台北廣慈博愛院教英文，因而看到落難少女重回火坑的困境，她內心向上帝吶喊，她認為她再也承受不起這樣的工作，然而上帝卻讓她看見願景與使命。她收起失望，開始鼓動許多台灣基督徒一起關心不幸少女，因而發起創辦勵馨基金會。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就是這樣，十七年前從一個夢、一張桌子、一個工作人員，開始服務。如今，每年服務超過四千名受暴婦幼。
最令人高興的是，勵馨去年一舉獲得首屆亞太地區非營利組織卓越獎，這是從亞太地區八十幾個參賽非營利組織中，被拔擢為第一名的國際獎項。又，今年勵馨基金會再次獲得國際組織Change Maker所舉辦的非營利組織改造社會獎項第一名。從勵馨基金會的獲獎，我相信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已具備國際水準，台灣第三部門歷年來耕耘的成績，也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肯定。
很可惜的是，國人尚不知它獲獎的重要意義。台灣的電影、體壇若獲得國際獎項獎，就會被媒體炒翻天，甚至有國家給的上千萬獎金，但是非營利組織獲國際獎項，不只媒體不重視，政府也沒給實質的鼓勵。這應是台灣尚未真正重視第三部門力量的原因吧。
台灣有數不盡的故事，許許多多的第三部門夢想實踐者，已在台灣結出美麗的果實，也創造了台灣第三部門的奇蹟。
台灣第三部門的發展挑戰
但是邁入二十一世紀，台灣的第三部門也面臨了許多的挑戰，茲就一些觀察，提出個人淺見，就教於大家。
政府吸納民間組織（第一勢力）
台灣從一黨獨大、戒嚴時期、邁向政黨政治。十幾年來，緊縮的政治空間，一下子拉大許多，民間組織逐漸活躍，與政府關係不再只是尖銳對立，反而開始嘗試摸索與政府互動，包括拜會、遊說、談判，乃至某種程度的合作。合作方式有補助、購買、委託服務，或關係密切的公設民營。
也因此，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關係日趨複雜且矛盾，既要監督政府政策，又要被「監督」服務，煞是難為。而合作關係中的補助額，更是難為社福團體。到底要拿多少，才不會「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呢？事實上，政府的錢也是人民納稅錢，何來手短、嘴軟？只是非營利組織不願因經濟因素，被政府控管。我深信，經費越多從民間募得，越有力量與政府抗衡、談判。
另外，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政府將開放更多民間參與管道，包括諮詢委員、執行委員、顧問、座談會、研究小組…，其間有橡皮圖章型、花瓶型，也有真槍實彈操作型。我認為非營利組織必須隨時省察，不可發揮作用的參與，即時退出，畢竟體制外改造仍有許多空間。
企業贊助商業化（第二勢力）
今日企業界越來越多願意「贊助」慈善或公益團體，但其背後動機未必成熟，鮮少成熟到純贊助、無附帶條件的。諸如，捐出一、二十萬，卻要公益團體邀名人，辦個響亮的記者會，或只出一百萬，卻花五、六百萬做「形象」廣告，或要公益團體促銷產品。
如何聯合非營利組織或有力人士努力與企業對話，進行遊說、教育，應是可行之道。個人認為，非營利組織也必須擬出利他、利己之說帖，體認企業贊助不必侷限於金錢，其人力、專業都是可貴資源，唯有努力與之建立長期穩定關係，才是聰明之路。
NGO托拉斯漸成型（第三勢力）
我認為，影響台灣甚巨的第三股勢力就是民間力量，也就是非政府組織(NGO)。而NGO之間存在著競爭關係，面對社會資源分配緊張關係，個人觀察到大型社福機構越來越大，其吸納資源也越來越多，小型機構生存愈形困難。顯然，社福「托拉斯」即將成型。
如何讓大型機構發揮人溺己溺精神，扶助弱小機構，如何讓社會資源重新分配，應是非營利組織必須聯合面對的問題。
我認為，策略聯盟、自律應是解決之道。弱小機構當自立自強，以多元型式結盟，例如：結盟倡導、聯合募款、聯合承攬服務。更重要的是，結盟遊說政府改變觀念，修改政策限制結盟的相關法規。另外，小型機構也應設法紮穩草根、社區工作，讓認同、支持從社區而來。否則，在大型機構擠壓之下，小型多樣化的機構恐將無立錐之地。
新興媒體力不可測（第四勢力）
台灣解嚴之後，逐漸開放言論自由，媒體頓時百花齊放，有線電視一日千里。非營利組織也開始想辦法取得媒體發言權，企圖進行社會行銷，改造社會。近幾年媒體為支持社會議題倡導，進步很快，一切誠屬順利。
非營利團體如何追擊，靈活運用各種新興媒體與傳媒管道，例如，LTD、包裝袋、製作物、社區報、電腦網路…，直接進入閱聽人對象群中。尤其，電腦網路的力量非常重要，它是下一代倚重的生活工具，非營利組織不可自絕於外，必須了解網路的互動、串連、交易……等特質，加以因應、利用。
台灣第三部門的契機與展望
台灣非營利組織見證了台灣過去幾十年來民主化的腳步和成果，但是也發現到國家認同的薄弱；社會資本的流失；貧富差距擴大；許多弱勢者得不到基本的救助；和外匯持續累積而基層民眾卻得不到就業機會的種種困境，在惡質的政黨鬥爭和全球化市場化操作中，被有意的低估和忽視，這些影響台灣人民幸福的課題值得你我共同正視。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問題並不是責難政府，相反的，我們認為這幾年政府的責任感和回應性，已有長足的進步，問題在於許多事政府根本就是力有未逮，需要借助民間企業與公益團體的力量協力來完成。
台灣需要「新的社會秩序」，政府（第一部門）除了廉能、效率之外，更應引導、召喚企業界（第二部門）和民間非營利組織（第三部門）共同為提昇生活品質和國家的永續發展作出貢獻。也許有人會說，台灣已經很自由了，民間可以自由結社和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為何還要政府來合夥協力呢？以我個人長期在志願服務團體的經驗，身處台灣這樣一個政商勾結和財經政策嚴重「向資本主義傾斜」的社會，政府應主動積極的協助第三部門的健全發展，以護衛基本的公平、正義。
政府積極與第三部門協力之理由在於：（1）公民社會組織具有更大的彈性，更有活力的領導組織成員採取公共服務的行動；（2）社會發生問題時，由於公民社會組織自動自發的特性，在解決問題的行動上都比政府的腳步更快；（3）公民社會組織依照實際的狀況調整組織的規模大小；（4）公民社會組織具有多樣性，提供人民各種不同需求的服務；（5）提供更為完整的公共服務，使更多人得到更為完備的照顧。
政府在與民間社團的關係中扮演何種角色？我列舉了五項實務操作性的建議：
一、善用非營利組織的法制環境。政府可創造並確保合法的條件讓民間社團存在，包括廢除法律、法規或政策上阻礙民間社團存在與運作的種種限制。
二、獎勵性政策。政府可擴大制定法律、法規及政策，鼓勵國民主動參予民間社團的工作。
三、稅法准許並鼓勵。政府應了解它有義務保障非營利組織之資源。如政府應透過稅法准許並鼓勵，將財務及其他資源捐助，移轉放給真正的非營利組織。
四、培養民間組織的治理能力。政府可以等同於育成企業家一般，採取行動培養民間組織的經營能力，讓他們有效執行工作。政府可以透過提供財務資源，負責訓練、提供技術協助、或者鼓勵非營利組織參予政府的作業流程。
五、參與各級政府政策制定。鼓勵各級政府擴大邀請民間社團組織參與制定公共政策，針對政府正在考慮的議題，准許與政府行政及立法機關的決策者協商。
現階段台灣需要的社會新秩序是甚麼呢？它是所得重新分配或資源取得平衡的社會新秩序；強調責任與貢獻；兼顧經濟競爭力與社會效益；及有彈性的連結本土化與全球化。我相信，唯有政府能結合啟動發展第三部門（民間團體），才能召喚台灣更多愛與行動的力量，並提升台灣的的全民自決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