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總統府

　　總統府今天舉行中樞紀念國父誕辰、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大會暨宣誓典禮，陳總統水扁先生親臨主持，並聽取建築師陳柏森的專題報告。
　　月會於上午十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總統由總統府秘書長蘇貞昌陪同進入會場，副總統及其他政府首長均與會參加。
　　在唱國歌及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後，首先舉行宣誓典禮，宣誓人法務部政務次長施茂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偉峰、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王秀紅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呂東英在總統監誓下，面對國旗暨國父遺像，高舉右手，宣讀誓詞。儀式莊嚴隆重。隨後，陳柏森建築師以「歷史、文化與建築」為題，提出報告。
　　專題報告內容為：
　　人們離開穴居或游牧生活，開始定居，建築他們的住屋以遮風避雨。起初他們用最易取得的材料與方法建造，隨著文明的進展，他們把生活習俗、族群關係、安全防衛、地理環境及工藝美學等融入，發展出各自的住屋形式，並集結成部落。他們在此獨特的空間中工作、遊樂、休息並養育子孫，對空間的辨識或認同於焉形成。
隨著此種認同感，代代相傳，在歷史的傳承中，他們形成共同的空間記憶，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與文化內涵。
人們常說〝建築是文化的表徵〞，邱吉爾說過：〝人塑造空間，空間塑造人的性格〞。就整體社會觀之，集體的空間記憶與對環境的認同所建立之共同價值觀與文化內涵，是族群團結的基礎。
　　我們不妨回溯歷史上，空間記憶與文化的關係：
　　西方的經驗
　　古代希臘，雅典人在西元前六百年至西元前三百二十年間建造了衛城(Acropolis)，巴特農神廟(Parthenon)及戶外劇場。
　　希臘建築細膩的大理石柱廊、山牆及牆上俱人性之諸神浮雕，配合優美的柱式，均衡的比例等建築美學手法，其所達到之成就，被認為係歐洲建築文明之基石。當天空清朗，陽光照射到此細緻白色建築，柱廊下的陰影顯得特別親切，希臘的建築空間，顯示出寬宏與高雅的氣質。
　　因此我們看到巴特農神廟時，我們會想起包括蘇格拉底，柏拉圖或畢達哥拉斯這些偉大的導師，曾在神廟的階梯邊或柱廊下，與學生侃侃而談有關生命的意義與哲學。希臘建築空間，反應了雅典人追求真理與民主，中道思想，奧林匹克競技以及對抗波斯大軍的馬拉松精神。
　　羅馬人承襲希臘的建築知識及神祇，但他們卻發展不一樣的文化。從凱撒到查理曼大帝的八百年間，羅馬從泰伯河邊的小村莊到擴張成羅馬帝國，我們看到的是羅馬大軍的東征西討，從古埃及到北邊的日爾曼或高盧均納入它的版圖。帝國的強盛表現在公共建築上的是野蠻的競技場(Colosseom)，元老院前的廣場，凱旋門，供應軍需的水道以及元老院議員與將軍的豪華浴池。凱撒的名言可代表整個羅馬的基本思想：〝我抵達、我看到、我勝利〞。
　　羅馬在幾百年間，產生許多偉大的將軍，卻似乎只有一位較為人知的哲學家奧理略，而文學家及藝術家大多為奴隸。西元一七六七年，年青的歷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在完成他的〝羅馬帝國興亡史〞前，深夜坐在羅馬的廢墟中，思索帝國的衰亡而不禁歎息。就文化認知上，羅馬稱作〝帝國〞，而希臘則稱為〝精神〞。
　　中世紀的歐洲人居住在領主城堡四周耕地，城堡是安全堡壘，但附近的哥德式教堂才是生活中心。他們出生時在教堂受洗，孩童時在教堂附近玩耍，婚禮在教堂舉行，連死後都葬在教堂後面。教堂高聳巨大，有著尖塔、尖拱、扶壁及彩色玻璃，牆上刻著聖者或使徒雕像。當清晨旭光從建築上方灑下，空間顯得寧靜而崇高，彷彿上帝就在您的上頭一樣。他們過著辛勞而平靜的農耕生活，生命充滿虔誠而純真，並靜待那〝千禧至福年〞的來臨。肯本斯的托瑪斯，在西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左右寫了一本名叫〝效法基督〞的書，宣稱生命最大的幸福是〝拿一本書在屋內角落靜靜閱讀〞，他的書在當時是除了聖經之外流傳最廣的書。從義大利米蘭到德國科隆，從法國巴黎到英國的薩利斯堡，這些著名的哥德教堂，見證了中世紀歐洲人的歷史。
　　東方的經驗
　　在東方，神秘的西藏高原，一望無際的雪山草原，藏人簡樸的游牧生活，對輪迴的期待，對上師的尊崇，使他們不論貧富，每日供奉廟裡酥油，他們拜佛，輕轉法輪，樂天知命，並對〝進步〞的觀念，與西方文化大不相同。
　　在中國，紫禁城是遙遠的權力中心，由於幅員廣大，住在北京四合院，或在江南水鄉，或在黃土窯洞中的居民，他們各自過著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數千年的科舉與官僚文化，進京趕考或辭官歸里成為共同認知。大官退休之後，常會建造富有文人氣息的園林，像蘇州的拙政園或網師園，他們把世界縮小，置入庭園中，並配合著迴廊、水榭、書齋、月門、一磚一木或一塊怪石，都有高雅的標準，以達到所謂〝天人合一〞的千年理想。
　　日本人在二世紀時，已開始學習中國文化及大乘佛教，但發展卻不太一樣，有時似很粗野，大多則更為細膩。京都龍安寺的石庭，幾堆石頭置於耙梳的白沙上，石頭狀似雲，或似山，這種稱作枯山水的庭園，配合十七世紀詩人芭蕉的詩作，充滿了東方禪意；而大仁寺的茶屋，它的矮門、低窗及茶屋外的等候板凳，本為主僕關係而設計，卻發展出彼此謙卑的精神。日本人的簡樸與深意，幻化的生命美感，在西鄉隆盛所處的動盪時代，顯得特別感人。
　　台灣居民的經驗
　　一百多年前，台灣居民大多是鄉下莊稼，他們或住在土角厝，或磚房，條件好一點的，會有一座三合院，正廳是祖先牌位及家族主要空間，廚房、餐廳及臥室則在二側。房子圍成的院子可以晒稻穀，孩童在此玩耍。街坊的土地公廟，或天后宮或三山國王廟是信仰及公眾活動中心，重要的祭典或酬戲均在此舉行。如果鄉間有座城隍廟，大家經過時，都會躲的遠遠地，尤其是作了虧心事的老實鄉民。總之他們過著辛勞、勤儉，企求發展卻又認命的農村生活。
一八九五年，日本人統治台灣，開始不一樣的施政。一九Ｏ八年縱貫鐵路通車，南北交通有相當進步。自一九一Ｏ年到一九二Ｏ年的十年間，總督府(今總統府)，台北州廳(今監察院)，台中州廳(今台中市政府)，台南州廳(今國立台灣文學館)陸續建成，火車站、銀行、學校也接連建設。這些公共建築，大多係仿歐洲文藝復興式風格，紅磚牆、木或鋼屋架，有著銅瓦馬薩屋頂及老虎窗，有時轉角處還有圓形的衛塔，以增加雄風。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全國上下的習歐運動以來，年青的日本建築師在台灣殖民地找到一個絕佳的舞台。
　　台灣居民並不瞭解這些洋式建築的文化背景，雄偉華麗的建築與四周的木造矮房亦不協調，就在森山松之助設計台南州廳的前幾年，板橋林家在建造他們的大厝及庭園時，他們仍然聘請泉州師傅，依古法建造。洋式建築在心目中，只是高高在上的〝官署〞而已。
　　但是這些殖民建築，卻隨著小孩的成長，慢慢進入台灣居民的生活中。他們的小孩上公學校，出入驛站，到官署洽公，這些建築變成與街坊廟宇一樣重要的公共空間。一九三五年，在台北新公園舉行的〝始政四十年〞博覽會，博物館的氣派與收藏居然使台灣居民分享一些喜悅，這些洋式建築，成為我父祖輩那二代人重要的空間記憶。
不論幸或不幸，它已成為我們歷史的一部分。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來台，一九四九年，大量的大陸新移民蜂擁而至，他們接收並草草整修被戰火破壞的官署，也建立了獨特而孤立的眷村文化。這些住在竹籬笆內矮屋窄巷的新移民，有著大陸各地的文化傳統，但可惜與原來的居民並未有良好的交流，彼此亦未融合出共同價值。這樣過了二十多年，又一代人長大了，或許有點機會去發展更融洽的關係，但台灣卻面臨另一次大衝擊。
　　一九七Ｏ年之後的經濟起飛，工業快速發展，農村相對沒落，南北高速公路通車，都市化加劇，中產階級興起，高層住宅、商業大樓及大型百貨公司成為新空間的標誌。在鄉間，儘管習俗依舊，連新建的農家或翻新的廟宇，似乎也失去了往昔的活力與特色。那些熟悉的空間感，親切的人性互動似乎逐漸遠去，空間記憶變得模糊。
這些變動，在歐洲歷經二千年，因此歐洲人有足夠的時間去調整他們的文化認知，但台灣居民沒有這種運氣，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間，他們在大多並非自主的情況下去承受太多劇變，難怪台灣居民對自己的空間記憶與認同感到迷惘。
　　公共建築認同之內涵(Identity)
　　建築既為文化的表徵，難免會展現一些價值觀。
　　一九三Ｏ年代，現代主義(Modernism)開始盛行，其強調以理性思考機械文明，並提出建築的國際式樣(International Style)，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紐約的聯合國大廈，Seagram Building等，可為代表。至一九七Ｏ年代，行為科學與生態環境開始受到重視，國際式樣已不能再滿足多元文化之渴望。歷史建築開始受到重視，一種追求自我認同的潮流，隨著後現代主義(Post Modernism)思潮，各種公共建築及公共空間遂開始出現不同的思考方向，費城的佛蘭克林紀念館，波特蘭市政廳，紐奧良廣場等設計顯示各地區尋求其自我認同的趨向。一九七五年美國在越戰失敗，文化界受到相當的衝擊與反省，更加強了此種潮流。但在國內，因諸多政治因素，對〝認同〞問題並未重視，造成許多文化交流的迷失。
　　一九六Ｏ年前後，台灣曾經出現一些優良的現代主義建築，像農復會大樓、成大圖書館舊館、東海大學魯思教堂等，但這些努力，很快地被鋼筋水泥宮殿式建築所取代。
　　圓山飯店是第一個代表，它的紅色圓柱、斗拱及重簷屋頂，這種在現代鋼筋混凝土柱樑結構上，頂著中國清式傳統屋頂的建築，卻曾經讓許多外國旅客誤認為係台灣文化的代表，一九八七年完成的兩廳院也差不多，它的造型本應充分反應音樂廳所需的物理空間，卻仍然被宮殿式外型所包被。國父紀念館比兩廳院顯得親切雍容，不像兩廳院那麼嚴肅，但它仍擁有一個像文天祥的帽子。總之，從這些公共建築，我們似乎只看到中國傳統意志的延伸，而那些現代主義的理性思考則完成被拋棄。
　　一九八六年，由我設計大致與兩廳院同時落成的國家圖書館，則完全摒棄了此種思維，我們以讀者的方便及資訊服務為設計思考之重點，予國家圖書館一個開放、親切的閱覽空間，並賦予莊重、細膩的外觀，它強調的是尊重文化的價值觀，而非空洞的意識形態。當它開館時，包括當時共產國家，共有七十七個國家的館長或文化部長予以祝賀，這些祝福突顯了他們肯定追求自我文化認同的普世價值。
　　歷史建築之修護與再生
　　一九八Ｏ年後，我們也開始注意古蹟與歷史建築的保存。一九八二年，文資法立法，並指定十五處國家一級古蹟，希望保存並活用文化財。但由於生硬的規定及僵化的執行方式，一直到近幾年，觀念趨於開放，成效才慢慢顯現，當代藝術館(原建成國小)、中山堂、紅樓等均完成修護再利用，總統府與台北賓館也開始修護。至目前為止，舊台南州廳的修護再利用，是較為重要的例子。
　　舊台南州廳位於台南市南門路，面臨湯德章紀念公園(原稱民生綠園)，其西側為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孔廟。它由當時總督府營繕課技師森山松之助設計，這位先生也設計了台北州廳，台中州廳，並修改總督府的藍圖。州廳一九一六年落成時，為二層樓，磚造承重牆、鋼樑及鋼筋混凝土結構，中央為大廳及主樓梯間，兩側係辦公空間，其外觀為仿歐式銅瓦馬薩屋頂、清水磚及洗石子裝飾，在中正路及南門路轉角各建一個圓形衛塔。當時，從清式木結構建築中冒出這一殖民洋式建築，確令人震撼。一九二Ｏ年，全台地方官制變革，州廳予增建，並將台南市役所(今台南市政府)遷入，因此州廳建築可說是台南市政府最早的辦公地點。一九二Ｏ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州廳又增建一次，完成我們所看到的規模，但此次增建，其外觀，建築高度或裝飾之精緻度，比不上原有之建築。
　　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軍轟炸台南，台南州廳與台南市民共同面對戰火，命運一致。州廳的馬薩屋頂及木窗等，被燒夷彈所毀，只剩下至今檢測仍很堅固的主磚牆結構。
　　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至一九四九年空軍供應司令部遷入，並將屋頂、門窗等予以修建。他們作了簡單的桁架斜屋頂，無力恢復馬薩頂外觀，大廳的柱子雖修建，但卻做了極為奇怪的收頭。
一九六九年，空軍供應司令部他遷，州廳建築交予台南市政府使用，至一九九七年遷出，台南市政府共在此辦公廿八年，期間也作了一些修護，並在臨友愛街孔廟對面，蓋了一棟五樓，不太協調的鋼筋混凝土建築。
　　一九九二年文建會選定此處籌設〝國立台灣文學館〞及〝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為了讓後代子孫仍能擁有這建築，歷史建築的修護及再利用的觀念被慎重提出。於是此一已有八十多年的州廳建築，展開其另一次再生之旅，而我亦有幸，負責此項重任。
　　我們以尊重古蹟的態度克服技術上的困難，將州廳依原樣復原，新建築的建築高度比州廳低，它的量體也躲在州廳後面，以維持南門路的空間記憶。修護後的州廳，其馬薩屋頂、衛塔、老虎窗及漂亮柱式，又呈現在圓環前，而內部細緻的木板牆飾及線腳，使文學館及展廊俱有高雅氣質。
　　文資中心的圖書館及實驗室需有較大跨距結構，也需良好的溫溼度控制，所以置於新建部份，可以滿足其功能。新建築具現代感的自由曲線造型與州廳厚重的外牆，形成和諧對比，面臨友愛街，簡單線條的水平遮陽板，既反應了南台灣的氣候，也正好作為孔廟的背景。在內部空間，新建築與州廳相對，其中間屋頂上的採光天窗，使新舊空間在自然光下對話。州廳原來的外牆變成內牆，可以貼身觸摸。當我們從州廳大門進入，經過新舊建築間的通廊，步入新建築，彷彿走過時光隧道，州廳帶著風霜的紅磚牆與新建築細膩的大理石相映，新舊空間的融合，牽繫了過去與現在。經過八年的努力，州廳再生了。加強的結構與新機能，官署變成文化性空間。這年近九十的州廳，見證了幾代人的滄桑，就像跟它一起走過的台灣居民一樣，卑微的生命，漫步在坎坷的時光道上，卻有著堅強的生命力。去年十月十七日開館時，我看見許多老歐吉桑望著重生的州廳掉淚。
　　結語
　　凡人走過的必留足跡。歷史建築見證了我們前人的生活，空間記憶凝結我們的共同價值與文化內涵，若缺乏歷史認同，建築將只是個空洞的人造之物。以往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不夠，所以縱有經濟奇蹟，但也嚐到了認同不足的苦果。
　　因此我們現在雖致力於拼經濟，更應努力尋求在這塊土地上的歷史認同，坦然面對在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人與事；我們正面臨全球化衝擊，要走出去，更應先向內凝聚共識，建立共同的文化內涵。州廳建築的修護與再生為此種理念跨出了一小步，未來顯然我們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但只要大家以寬容的心胸，誠懇互重，對話融合，相信我們會克服萬難，共同攜手邁步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