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總統府

　　總統府今天舉行國父紀念月會暨宣誓典禮，陳總統水扁先生親臨主持，並聽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王靖獻的專題報告。
　　月會於上午十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總統由總統府秘書長蘇貞昌陪同抵達會場，呂副總統秀蓮女士及其他政府首長均與會參加。
　　月會開始，在唱國歌及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後，首先舉行宣誓典禮，宣誓人考試院銓敘部部長朱武獻、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雄、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張旭成、考試院銓敘部政務次長李俊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邱太三及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張鴻仁在總統監誓下，面對國旗、國父遺像，高舉右手，宣讀誓詞。儀式莊嚴隆重。之後，王靖獻所長以「唐詩的啟示」為題，提出專題報告。
　　專題報告內容為：
　　古典詩到唐朝開國前夕，已經極端精確地獲取了它藝術的以及屬於政治考量的定義，殆無可疑。我們以歷史宏觀加以考察，便發現那大時代的展開、推進、流轉，乃至終於遞向有唐，其激蕩狂飆實起自建安，以下經過黃初、正始、太康，詩之透徹完整，鐫鏤晶瑩，在嵇康、張華、陸機、左思等人超越的研閱製作下，幾乎是無懈可擊的，企及它明確、一致的時代風格，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突破建安，遂能於深厚堅實之外，搖曳出一種流動雍容的體式、風格、氣度。這其間一般文學以及美術和哲學的起伏演化亦復不同凡響，前後大約一百年。第四世紀初葉，劉曜在五年之內先後陷洛陽與長安；晉元帝司馬睿南渡江左，於詩的文化傳承上亦環繞著吳越風華和廣袤深邃的江南情懷而發展，上接東吳，下開宋齊梁陳，合稱六朝。
　　六朝金粉前後約得三百三十年。李唐開國之初，詩人所接受的文化遺產乃至於精神調度，因為其中牽涉到種種內在與外在的因素，大抵曾經就以此江南傳統為主，無論聲色、神態，大多安於此線索。蓋前此建安至太康一百年間的北方經驗竟已逐漸消退，變成為一種似存若亡的脈動，向前聯繫著遠古的詩心，不絕如縷，到了唐初雖偶爾激起詩人的慷慨與悵惘，恐怕也不乏有些立意加以追索恢復以起衰的志氣，但東晉及劉宋詩，典型多是固定的，求如劉琨之攄暢幽憤，如鮑照，如陶淵明者實屈指可數，何況以齊國子生入梁為晉安王記室的鍾嶸作《詩品》，早將三人盡歸諸中品。
　　隋煬帝十二年（六一六），李淵父子起兵太原，西圖關中，又一年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宮，李淵即皇帝位，改隋義寧二年為唐武德元年。武德九年六月，次子秦王李世民誅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八月嗣基，在位二十三年，史稱貞觀之治。唐朝雖然是一新時代，典章制度多因襲楊隋，正如其社會風氣以及文學品味之一仍齊梁以下的故習，而典章制度中，實際政治建置與詩歌發展有密切關係的，首推科舉。按科舉始於隋煬帝之設進士科，所試雖稱策文，其實繼承了六朝薦士雅珍詞賦之傳統。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恢復進士科貢舉，中宗神龍元年（七○五）進士科始試雜文，於帖經之外，加試一賦一詩，或兼試頌論；玄宗天寶十三年（七四五）起竟專用詩賦，取辭藻宏麗，溫柔蘊藉者擢第。此一制度當然直接鼓舞了士子聲律吟詠的熱心，又因為應進士科的舉人，例須以詩文投獻主司，反覆為之，謂之溫卷，於是也間接導致另外一種文類的興起，即所謂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的傳奇小說是也。今天所知有唐一代進士科試詩題目不下百首，種類繁多，有明白如玄宗朝「終南望餘雪」，「湘靈鼓瑟」，德宗朝「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憲宗朝「早春殘雪」，懿宗朝「澄心如水」者，也有隱僻如代宗朝「龜負圖」，順宗朝「沽美玉」，穆宗朝「琢玉」，武宗朝「風不鳴條」等，不一而足，上起武曌，下迄昭宗，持續有文獻在焉，可以想見其盛。
　　科舉固然是唐朝許多典章承接楊隋外在制度的證據之一，以詩賦取士則更透露出唐朝皇室對此題裁的雅好與重視，初與齊梁以來的貴冑並無二致。隋煬帝有詩如「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唐太宗也賦得花庭霧曰：「蘭氣已薰宮，新蕊半妝叢，色含輕重霧，香引去來風，拂樹濃舒碧，縈花薄蔽紅，還當雜行雨，髣髴隱遙空。」要之，詩之至於唐，或者說詩之至於武曌末年（即公元七○○年左右），無論精神、情緒、辭藻和體式都經過了許多具備豐富理念和思想的才士之思索、衡量；他們以特殊的學識經歷，通過各種不同的、變化的方法，嚴謹地縝密地檢驗了建安以降的詩藝和文風，一方面確立古體今體的品類分野，各是其是，判定語法文飾在創作過程中不可逾越的標準、約束，更加強突出漢魏風骨以及黃初至太康時代的精緻，於江左風流，則不囿於綺靡一派，更能提倡雄渾沉鬱和清澹高曠的途趨。故曰政治社會如彼，文化適應如此，詩所須求之內外在因素，詩所期望的主觀與客觀條件，實大備於唐。
　　唐自高祖即位（六一八）歷二十帝，至哀帝遂亡（九○七），前後共二百八十九年。明朝人高棅編《唐詩品彙》，首倡詩有初盛中晚四期之說，非不可取。但我們進一步觀察這整個時代詩文學的開啟、興替和結束，不免發現，正如武曌末年以前的唐詩可以稱為六朝詩之賡和，後梁一段長時間的詩何嘗不是唐詩之延續？從詩藝風格以及主題呈現各方面來考慮，所謂「唐詩的時代」，自宜以李淵進封唐王（六一七）始，以唐亡後十年即後梁末帝貞明三年（九一七）止，前後得三百年。
　　詩既然為表達心志與感情的藝術品，便遵守著一些主題與技巧的約定。唐詩三百年，自然也循那些約定發展出它特有的徵象，但又在在不免隨時代推移而變化。唐詩之感染與衝擊，往往並不藉助幅度大小或其他外在的物理修飾，反而多於小處著力，注入各種可掌握的能量，促使字裡行間一切修辭因素以有機型態交織，相生互補、牽制、抗衡，遂不斷給出美的活力，而美的活力，即是哲學的真理。唐詩能於簡約的結構裡，捕捉宇宙之象，呈現時空之至遠至大、悠然、璀璨。杜甫說：「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實已企及古往今來天上地下渾然一體的境界。同理，駱賓王既吟罷「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更續之以「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王昌齡以沉靜寂寞的兩句「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將一千年前的天體照亮七百年前的兵士構工，時間之先與後呈雜揉貫串狀態，虛實融會，而空間亦綿亙廣大，那曩昔出征的武人邁行直向無限的遙遠，若說他們已消逝在未知的天涯，不免又好像永恆地存活在我們的記憶，並未曾死去，只是還沒有回來罷了—但他們終必將回來，靈魂寄託在我們身上，藉我們的面目蕭索以歸。
　　以這種態度對待時空（日月與乾坤），缺乏藝術敏感和哲學體悟的人會以為是錯覺。然則不然，我們強調這是唐朝詩人對時空真相的大揭發、新啟示。唐詩所見，傳統乃是浩蕩洊至的實體，未曾中斷，也不可暫停，則歷史所顯示的社會人生固然如此，詩本身的起源、流變、風潮、轉折，乃至於灩瀲下游，無不先後互為承啟、相交使用、事無不濟。唐人作詩，除極少數例外，率皆好用典故，因為他們一向共享固定的文化遺產，任何人都沒有獨得之秘。一個年代湮遠的舊典首次入詩，它所表達的意義大致就在那特定的範圍裡，不難掌握，而當那舊典第二次入詩，指涉遽然大增，因為它必然同時包涵了它的原始命題，和它首次被引用介入的作品中所及的新意義；它在第三次以下至於無數次出現的場合裡，本質呈幾何級數複雜化，就因為第Ｎ次用它的詩人心中已橫一令它擔負全盤多層次角色（Ｎ—１）之心使然。這是傳統文學常見的修辭技巧，則這種典故屬於隱喻一類，亦唐詩特徵之一；我們稱這種典故為「增強性隱喻」（augmenting metaphor）。王維詠渭川田家，結語云：「即此羨閒逸，悵然歌式微」是其一例，因為詩人心目中的典故非僅直接來自邶風之悲歌黎侯，而是摻和並提煉自陶淵明《歸去來辭》胡不歸之歎。修辭學（rhetoric）上的用力勢必提升到詩學（poetics）的用力。後之來者以前行詩人的一首、一系列或一整部作品為典故，也未嘗不可。王維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有「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之句，又過一百年李商隱憶住一法師則曰：「爐煙銷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於袁安邈然不可干的故事遂用一增強性隱喻表達出來。
　　在這種文學意識籠罩之下，作詩必非天大難事，惟作好詩以超越長遠，則不容易。清康熙四十六年官修《全唐詩》九百卷，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惟其中品格低下，人云亦云，或虛張聲勢，或有氣無力者到處可見。然而，唐詩之為神志所寄託，為心血之累積，為知識和經驗的全盤展現，當然是不容懷疑的，所以詩人孜孜奉獻、身體力行，有時甚至以詩宣諭詩之為詩，三百年不曾稍懈。李白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又說：「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杜甫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韓愈讚道：「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白居易讀李杜詩集題卷後：「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儲嗣宗過王維書堂：「澄潭昔臥龍，章句世為宗。」開創時代新境界，誠非易事。嚴格說來，詩之有李白杜甫這樣的英靈同時為斯藝墾拓、發展，實為唐之專擅，歷史風雲之際會也不可多得。我們讀唐詩，於「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自然不勝噓唏之至，為詩人之違時侘傺，貧窮、寂寞，也為一大時代之殘破而感慨。然而，時代殘破，初不僅指玄宗朝之式微衰竭而已；從詩的氣象和格局看，介乎盛唐與中唐之間的所謂大曆才子們，最多只能勉強撐持。他們以過倍之力所追摹的盛唐早期詩，無論形狀、聲色或裁度皆不可謂不像，但一方面因為風力弱了，兼以技巧忽然深刻了，反而使人覺得十分可疑，若錢起「苦雨暗秋徑」，李益「翻身向暮雲」之句，貌似形似，卻又因為不見出新，只從前人優勝處揣測，模仿，就是缺乏創造力的證明。
　　讀唐詩，我們強烈的感受並不限於對美的覺悟與體會，更往往於熟參文本之餘，因為其中所透露出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社會的變遷而覺得驚異、不寧。文獻可徵，所謂大唐盛世其實並不盡如我們所想像那麼祥和平安。近三百年間天災人禍，各種事變不曾稍懈，而許多詩人都以輕重不同的程度介入其中，或死之，或流亡謫遷，不一而足。按唐詩所見中國之涉外交通，學者最樂道者包括西域至中亞細亞，以及印度等，東則屬渤澥以外的新羅與日本。其實唐詩所顯示，同樣貼切而更具深意者宜為唐人於南方世界之發現，盡皆通過謫臣流宦的心情記載、保留。三百年間，許多詩人流寓嶺外，安南，甚至崖州儋耳等地，其後也不乏入閩中者，則風候之奇、草木之異、山川海嶼、人情習俗，都在他們的詩筆下殘存痕迹，而且認知的觀點與態度也隨時代推移遞嬗而改變，其中奧義，實不言可喻。質言之，所謂時代的推移遞嬗，往往是充滿悲劇色彩的，此於大唐帝國二十朝的起落甚為顯著。王維作〈渭川田家〉，曾經以徐緩語調將長安以西終南山陰的農村白描托出，其閒逸猶似葛天氏之國，使詩人產生歸去來之歎；及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也不免強調憩息渭川田家之樂，則這一帶的農村生活原是富庶幸福無疑。不久安史亂起，中原板蕩，接著若干世代，渭水上游更成為邊將兵馬馳驟入京往返必經之道，農村遂遭荼毒。所以，王維李白徜徉渭水流域後一百年，李商隱於文宗開成二年底（八三七）自梁還秦，出大散關，沿渭水北岸東行的時候，同一個地域的農村已經「高田長檞櫪，下田長荊棘，農具棄道旁，饑牛死空墩」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又過四十四年，黃巢破長安，官軍屯師旅於洛下，則一兩年內韋莊所見長安的東郊也在流寇與官軍輪流肆虐之下，變成一片焦土（〈秦婦吟〉）。我們可以想見，唐亡以前二十五年的長安是恐怖的：曾經是中世紀地球上最偉大的都城，長安其實是暗晦，頹廢地孤立在一片漠漠的荒原當中，方圓三百公里內一片死寂，幾乎沒有人煙。
　　唐詩之美既如上述，在於其聲律與意象成熟飽和，以無窮的想像和沛然有力的風骨將思維托高，讓內心感情與外在世界互涉並詮釋人生天地間的是非，歡樂，憂愁—一個大時代的才智之士勇於試驗，追索，以古典經史翰藻與民間傳說吟詠並列，出入昨日和今天的體式，於是他們開拓、突破、認知、發現；並且也在於他們平常對一切外務的關懷，介入政治社會，則能以至美之詩筆記錄現實憂患的淚痕、血迹，以及偶然的歡顏、笑謔。唐詩之美實即唐詩之真，始則以臨即的重力壓迫我們的感官和良知，移動我們的心神，終於變成我們生命的一部份，調節我們的氣息、脈搏，以之掌握文明的堅實與綺麗，在古代一如現代，在過去也在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