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總統府

　　連副總統今天晚間應邀出席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促進工商發展座談會，並以「不確定時代中的確定方向」為題，發表演說。
　　副總統首先表示，最近他常常感受到，我們所處的世界不斷地在變化，尤其是在本世紀接近結束的幾十年間，許多變化快速的程度實在超過我們的想像之外。美蘇兩大軍事強權激烈競爭，蘇聯在一九五七年領先美國發射了人類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誰能想像在短短三十多年間，蘇聯已成為歷史名詞，而且不論是東歐、俄羅斯或許多其他原來都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已經逐漸走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下已取得全面優勢，關稅及貿易協定也一回合接著一回合地完成，全球貿易的壁壘大幅降低，而全球的生產也正大幅擴張之際，就在這個時候，科學家暨有識之士又重覆提出「成長極限」的觀念，並且以一九八五年五月在南極上空臭氧層破洞逐漸擴大為例，說明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問題。似乎一夕之間又在我們的頭上狠狠地敲了一記。冷氣、冰箱和汽車中普遍使用，為我們生活帶來了舒適和方便的氟氯碳化物（CFC），立刻成為萬夫所指的罪魁禍首。「永續發展」的觀念迅速地成為全球社會的共識。這種快速的轉變，誰能料到？
　　另一方面，副總統指出，亞洲國家在最近幾十年的快速發展，舉世推崇。一九七○、八○年代，日本的管理模式，更成為世界的典範，日圓也在國際市場走強，從一九八二年一美元兌換二百七十七日圓，一路升值到一九九六年五月一美元兌換八十四日圓，誰能想像到日圓會一路貶值到現在一美元兌換一百三十以上日圓。
　　副總統也指出，一年多前東南亞仍被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評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誰又能想像在去年七月泰銖貶值百分之十八的那天開始，很快傳染到其它亞洲國家，甚至俄羅斯、美國及南美都受到波及。
　　副總統認為，這一切都說明了我們所處的是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當中，我們該如何掌握方向？有人認為要比以前更靈活、更有彈性，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隨時調整。這當然可能是需要的，不過，如果光靠靈活應變，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也容易忽略了有長期性穩定效益的規劃。事實上，外在的情況愈是不定，就像是航行中的船隻經常遇到風浪一樣，愈是需要有健全穩固的基本結構，才能禁得起大的風浪，同樣的，國家社會的基礎結構愈健全，就愈能禁得起大風大浪，在不確定的時代中才能夠繼續生存，繼續發展。
　　副總統以亞洲金融風暴對我國的影響為例說明，在去年下半年風暴剛開始，國際貨幣基金對印尼、泰國進行紓困方案的時候，曾經預測泰國一九九八年經濟成長率可以達到百分之三點五，印尼可以達到百分之三，但到了今年七月，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把對泰國經濟成長率的預測修正為負百分之三點一，印尼一九九八年的經濟成長率也修正為負百分之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受到波及，但是台灣相對於亞洲乃至於全世界仍有百分之五的成長率，已經算是相當高了。其中原因和祕訣是在那裡？這是我們多年來的努力所奠立良好的基礎，因為基礎好，基本面好，所以比其他國家更能禁得起大風大浪。副總統強調，最近幾年，政府所採取的一些重要措施也有貢獻：
　　一、在行政效能的提升方面，自民國八十二年起便大力推動行政革新方案。雖然這些工作還要加強，但是它最主要的目標，就是要求公務人員從觀念與制度上的改變來提昇效率，達到為民服務的目標。我們要以競爭政策為主，產業政策為輔；以興利為主，防弊為輔；要調整政府職能，單純管理角色；要建立客戶導向的行政；以及追求政策透明化等等，這些觀念已經深入公務人員的心中，而且對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在強化經濟發展方面，自民國八十二年以來，政府以強調供給為導向的觀念，配合全球發展趨勢，在自由化、國際化的目標下，明確訂出了我國經濟建設的方向，包含十二項建設計畫以及發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政府也推動了振興經濟方案，極力排除投資障礙。影響所及，製造業投資從八十二年起便大幅回升，勞動生產力也大幅提升，產業結構明顯由勞力密集轉變成以技術及資本密集為主，出口則以高科技產品掛帥，可以說，台灣整體發展方向在經過思考和擘劃之後，經濟結構能夠順應國際環境的改變而順利轉型。
　　三、在健全金融體系方面，八十二年起陸續開放了新銀行的設立，其後又核准了許多新型金融商品的上市，使得金融體系更開放、更自由、更有競爭性。在此同時，政府也不斷地加強金融體系的監督與管理。這才能在市場開放、資金移動自由化的同時，不致混亂失序。
　　四、在健全財政方面，從八十二年以來，公共部門便不斷戮力於減少政府債務、控制收支短差、樽節消費支出以及精簡政府員額。透過這些努力，中央政府財政收支短差已從八十一年度的三千九百億元，大幅降為八十五年度的二千七百億元。財政狀況的持續改善，對於基本面的健全化也有所貢獻。
　　此外，副總統也指出，我們必須要繼續把國家的基礎作好。最近政府提出了擴大內需方案，希望藉此增加公共及民間投資，是正確的方向。在強化公共投資方面，政府預定在八十七、八十八年度加速進行的投資，共有一兆一千零一十八億元，增加的公共投資兩年度共一千九百三十七億元，這些方案如能確實執行，對經濟成長可增加零點六個百分點的貢獻。他認為，政府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推出這樣一個方案，而且能對方案的成效有具體的估計，實在是難能可貴。
　　副總統強調，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中，世界的局勢不斷在變化，台灣也在變化，我們應當要掌握台灣經濟發展的優勢，順應世界變化的趨勢，使台灣能順勢脫胎換骨完成現代化國家的建設。他特別提出了兩個努力的大方向：
　　第一是自由化與紀律化。我們對自由化、國際化的信心應該更為堅定。我們觀察全球的發展趨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全球貿易量的成長遠高於各國平均經濟成長，這表示全球正在朝向一個分工愈來愈細的體系發展。由於分工可以帶來非常大的效益，可以將資源與人的生產力作更好的發揮，而且透過研究發展的投入，可以使技術達到新的水準，分工的情勢必須要能維持。但是要維持有效率的分工，非得維護一個自由開放的競爭性市場不可，所以自由化的基本方向不應該改變。目前政府戮力推動自由化，打算在貿易、投資、金融市場、運輸市場、通信市場和專業人員進出各層面陸續作進一步的鬆綁，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但是在自由化的同時，對紀律化必須維持，也還要加強。所謂紀律化，我們要有新的觀念：不是政府事事都要管，事事都要審核，綁手綁腳，而是政府應當要求民間部門本身建立風險控管的制度。例如以金融業來說，政府不可能事事深入、事事躬親，最重要的是要求金融機構本身建立內部控管和新商品審核的程序，而後監督其管理者依循此程序確實執行。這就好比與其每隔幾個小時就把辦公室每一台個人電腦做一次掃毒，不如確認每一台個人電腦本身安裝了掃毒軟體一樣。如果這種觀念能夠建立，而且能夠普及，紀律化將更容易達成，自由化的腳步就可以更快。因此，繼續推動經濟的自由化與紀律化，可以讓我們的經濟能繼續地成長。
　　第二是除了要繼續維持經濟成長外，我們要往「國民生活福祉」的方向前進。台灣過去幾十年來，先是經濟的快速成長，創造了經濟奇蹟，繼之而起的民主改革，又創造了所謂的「寧靜革命」。最近，他也聽到民眾另一種心聲，就是台灣在民生富裕之外，公共領域的發展仍須再加一把勁。副總統以六○年代的美國為例，當時美國民眾個人財富迅速累積，但是，環保、治安、交通、教育等公共設施不足，造成社會失衡的問題。很多歐美社會學者因而提出國民生活福祉的概念，這個概念也包括「私有財」與「公有財」兩方面。副總統認為，如果私有財增加，而公有財缺乏，就如同蓋一棟住宅於貧民窟當中，並無實質意義。他強調，重視國民生活福祉，應該要朝自然的關懷與人文的關懷兩方面來做，前者包括對自然環境的維護，使得人與大自然能和諧共存，永續發展；後者則是對於社會中不分性別、宗教、種族的人群加以關注，以使台灣能成為一個「關懷的社會」。
　　副總統特別指出，從這次東南亞國家因經濟、政治動盪，而凸顯出的社會分裂、種族不合、貧富不均的問題，對民眾造成極大傷害，可以看出，如果社會成員本身彼此疏離，則國家根本無法長期發展。
　　最後，副總統期勉工商企業除了繼續協助國家發展經濟外，也能負起社會責任，從本身做起，來建立台灣為充滿和諧與關懷的祥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