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樞紀念 國父誕辰典禮暨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大會，今天上午在總統府舉行，李總 統登輝先生親自主持，並聽取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邵玉銘的專題報告。
典禮是於上午九時開始，總統由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陪同蒞臨會場，副總統連戰先生、國父家屬、中央與地方政府首長、民意代表及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代表等五一五人都起立致敬。
在唱國歌及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後，總統先主持外交部長胡志強、總統府副秘書長黃正雄、總統府副秘書長蘇起、教育部政務次長李建興、駐布吉納法索兼駐賴比瑞亞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兼任駐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龔政定、駐查德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邱仲仁等六人的宣誓儀式。
胡志強等六位新任官員面對國旗、國父遺像與監誓人－李總統，高舉右手，宣讀誓詞，儀式莊嚴隆重。
隨後，邵玉銘主任以「從西方對中國文明之評價－談我中華文化及民族振興之道」為題發表專題報告。
邵玉銘的專題報告內容為：
今天是 國父誕辰紀念日及中華文化復興節。玉銘奉命於會中作專題報告，備感榮幸與惶恐。謹以「從西方對中國文明之評價，談我中華文化及民族振興之道」為題提供淺見，敬請批評指教。
一、序言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1993年發表「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其後又撰寫數篇專文及專書來支持其論點，在國際學術界及政治界引起非常熱烈的討論，各種評論文章不下數百篇，為近年所僅見，此一討論迄今尚未終止。杭氏認為，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強，可以掌握任何地區性衝突；再加上國際上經濟互賴日益密切，民主化浪潮亦席捲全球，單一國家與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遂逐漸降低；展望未來廿一世紀，他認為國際衝突的起因將源於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衝突，此乃基於文明之間價值體系的差異，尤其是對人權、宗教，以及種族問題上的歧見，極難解決；而一旦有所衝突，衝擊面將既廣又深，令人堪虞。他復預測，基於此些因素，未來世界的衝突將會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與非西方文明（指儒家文明與回教文明）體系間的衝突，而且後兩文明聯合起來對付西方文明之可能性很大，這種衝突將超越國際經貿互賴與政治民主化的趨勢，而成為全球潛在危機的主因。
杭氏去年在新加坡的一篇談話中更指出，美國和中國（中共）在亞洲是處於一種潛在衝突的局面；美國若無法接受中共在亞洲的地位，東西文明未來衝突將會在亞洲展開；屆時由於日本和中華文化的同質性較高，兩者很可能結成聯盟，共同抗拒美國，如此美國的國家利益將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挑戰。
近年來由於中共經濟急速發展，軍事現代化快速進行，再加上中共對外輸出武器，和東南亞諸國在南海問題上引發爭端，以及去年在台海製造危機並和美國陷入戰爭邊緣等現象，遂造成近幾年來「中國威脅論」及「黃禍論」之出現。杭氏「文明衝突論」對這些反中共或反華論調的出現，實有推波助瀾之效。
為了解西方此一反中國（中共）及黃禍論興起的背景與涵義，玉銘認為有必要先針對西方自十六世紀以來對儒家文明的評價作一通盤檢討，此包括以下三個範疇：第一、中國文明作為一個文化及經濟體系；第二、中國文明作為一個政治體系；第三、中國文明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及其對世界的影響。在作出以上檢討之後，個人願提出振興中華文化及中華民族之道，以就教於各位。
二、中國文明作為一個文化及經濟體系
十八世紀之前西方對中國文明的評價以正面居多。十三世紀馬可波羅來華，對中國的地靈人傑多所讚譽，其遊記出版以來，風行歐美社會。十六至十八世紀天主教耶穌會士(Jesuits)如利瑪竇等前來中國，大量翻譯中國古代經典著作，扮演了文化傳播者的角色。這些耶穌會士認為先秦時期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有頗多相容之處（例如中國人對﹁天﹂的觀念，以及靈魂不朽的看法，和基督教義相通）；儒家文化強調內聖外王治國之道，使中國發展出一個穩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生活體制，而甚少宗教戰爭；因而，他們對中國文明給予很高評價。這些傳教士將中華文化傳播到歐洲以後，不但影響了當時歐洲哲學家如來布尼茲(Leibniz)，伏爾泰(Voltaire)等人的思想更在十八世紀的歐洲產生了所謂「中國風」(Chinoiserie)，即歐洲上流社會醉心於中國的哲學、工藝、器物及景觀庭園等成就並思加以仿傚，此時期中華文化在歐洲社會的地位甚高，中國整體的形象也受到肯定與稱讚。
十九世紀是中國發展史上的最低潮時期，西方對中國評價也開始從正面改為負面。自鴉片戰爭以來，由於中國政治腐敗、社會戰亂頻仍、軍事衰弱，列強在中國予取予求，西方對中國文明的看法亦隨之大變。及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學者韋伯(Max Weber)出版了「中國的宗教」及「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兩書，對儒家文化給予負面的評價。韋伯認為，基督新教（註：有別於天主教）強調人與神之間的緊張(tension)關係（註：此亦可解釋為一種壓力關係），同時指出「天國」除在天上以外，亦應建立在俗世之中，人們必須勤奮工作，信仰忠貞，才能獲得救贖。故人類生前的最大的目標是淑世，改造大自然，以榮耀上主。韋伯認為基督新教此種「入世」的精神，促進了資本主義的興起。反觀中國，中國人崇拜祖先，重視家族而輕國家；中國人侷於地域觀念，建立以鄉誼為主的「會館」制度，卻無法產生西方獨立專業的公會團體；科舉制度限制了士大夫的創造力，使中國無法建立西方標準的官僚體系；中國的法律體系只是倫理的教條，無法發展出西方權利義務的觀念；宗教只是被利用為統治人民的工具，而無法發展成抗衡權威的力量；儒家文化講求人性本善，個人和上天並不存在「緊張」的關係，使儒家文化失去了積極入世的動力。綜而言之，韋伯認為由於儒家文化具有這種和西方截然不同的傳統，使得資本主義無法在中國出現。十九、二十世紀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也認為儒家空有倫理道德的教條，只有在儒家的軀殼中，加入基督教精神的動力，才能真正解決中國近代發展落後的困境。西方這種從十九世紀以來對儒家文化否定的態度，一直延續到一九六○年甚至七○年代初期，例如：一九六○年代美國之中國問題專家，如耶魯大學的萊特(Mary and Arthur Wright)夫婦，加州大學的賴文遜(Joseph Levenson)等人均如此主張，賴氏並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革命的勝利，象徵儒家文化的死亡。
西方對中華文化負面的看法一直到了一九七○年代末期，尤其是一九八○年代才逐漸改變。八○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成功，使得西方開始重新檢討儒家文化及經濟成長的互動關係，同時也對韋伯及賴文遜等人對儒家的負面看法重新反省。從文化層面的反省，前加州大學中國史教授墨子刻(Thomas Metzger)的論點最為深刻。墨氏認為儒家文化並不是一個靜態的文明體系，而是各種不同意識並存的一種文明傳統。儒家及新儒家的理論中充滿了互賴(interdependence) 和權威之間的「緊張」，道德成功與失敗之間的「緊張」，宿命論與跳脫現實世界「困境」之間的「緊張」。這些「緊張」的關係與西方宗教的效力以及人與神之間的「緊張」關係十分接近，所以儒家並不是一個出世的文明，而是具有積極進取的入世精神，這是東亞地區在近二、三十年來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
除了歷史學者對儒家文化給予重新詮釋外，社會學、政治學及經濟學者對儒家文化促成經濟起飛更給了更有力的肯定。美國學者如伯格(Peter Berger)、詹生(Chalmers Johnson)、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均指出東亞地區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內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國家的積極介入及政治的穩定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東亞新興工業國家著重增強國家導引經濟發展的能力，同時注重政治權威與個人權利的平衡，且以社會秩序及穩定為保持經濟持續成長的關鍵；東亞新興國家繼承了儒家重視教育、鼓勵勤勉、節儉等美德，重視家庭價值的維繫，並將家庭價值與宗族觀念擴大到企業組織及經濟活動之中，充分展現企業整體上下一心的衝勁與活力，這種儒家精神在現代化社會中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有創新的轉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是東亞國家經濟成長的源頭活水。
三、中國文明作為一個政治體系
西方長久以來認為中國缺乏民主的傳統，儒家文化是中國專制政體的護身符，這是中國無法發展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這種說法已成為西方社會多年來之成見，本不足為奇。但令人驚訝的是，隨著一九六○年代大陸文革及西方社會反對越戰運動的爆發，部份西方學者竟開始認為共產主義和儒家思想也有精神及實際面的契合之處。例如，他們說出儒家大同世界理想中具有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的意涵，太平天國也曾實行「平等式的共產主義」等語。已故的哈佛大學中國通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亦曾指出，中共作為一個世界革命領袖的企圖，以及中共革命在道德上的優越感，都是中國歷史傳統的現代展現。費氏更說出文化大革命是「發生在現代中國人民身上最好的事物」的驚人之語。由此可見，儒家文化竟一度被解釋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成功的根源之一。事實上，毛澤東所繼承的只是中國古代專制帝王的統治權術或行為模式，並非傳統的儒家文化，任何真正瞭解儒家文化精髓的人，都知道儒家文化和共產主義絕不相容。
西方對儒家文化與民主政治是否相容的看法，也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開始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在東亞四小龍中，新加坡維持其威權性(authoritarian)體制，香港有自由而無民主，南韓的民主化雖有進展，但它是以軍事政變及流血示威活動為代價；唯有台灣在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下，把儒家文化作出了創造性的轉化，所以才能在一九七○年代完成了「經濟奇蹟」，復在一九八○年代經濟更形繁榮後創造了政治民主化的成果，並在同時維持了社會穩定與經濟持續成長，這些成就使得國際社會開始肯定儒家文化對政治民主化有正面助益。例如世界聞名的美籍政治學者福山即有此一看法。福山認為當今美國社會過於強調個人權利，忽略家庭價值及整體意識，反而使社會動盪不安；儒家文化重視個人權利與整體紀律的平衡，所造就的是一個穩定而進取的社會；他更進一步期盼儒家文化與民主政治的巧妙結合，將建構出一片東亞儒家文明的美善天地。
四、中國文明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及其對世界的影響
本報告序言部份提到今日西方「文明衝突論」及「中國威脅論」的出現，事實上，此種論點早在一百年前即已出現，謹說明如下。
美國在一八六五年內戰後經過三十年工業化的發展，到了一八九○年代，已成為世界強國之一，對二十世紀的世界局勢及美國對華政策已逐漸勾劃出一個輪廓。美國當時著名的戰略家馬漢(Alfred Mahan)及一些宗教界人士普遍認為，條頓(Teuton)及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民族的基督教文明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文明，因此，此一文明的優勢必須要永久保持，才能保障人類的進步與世界的和平。環顧世界，和歐美民族在種族、文化上差異最大的兩個民族就是斯拉夫(Slav)民族和中華民族。斯拉夫民族由於受蒙古人近二百五十年的統治，民族特性是專制、落後、貧窮並且野蠻，由於野蠻，所以特具侵略性；其領土橫跨歐亞大陸，但由於其國力不如西歐，故不敢西犯而必採東進政策，入侵中華帝國，以擴張其國力，此侵略如果成功，則必成西方文明之大禍。至於中國，同樣也是專制、腐敗、貧窮，再加上人口眾多，有成「黃禍」可能；但由於中華民族性並不野蠻，中國固有的儒、道傳統及典章文物，造就了中國以人本主義(humanism)為基礎的文明，因此有其可救藥之處。歐美若想維持基督教文明之優勢，就必須幫助中華民族以抵制斯拉夫民族。馬漢復認為，斯拉夫民族代表的是陸權大國，而條頓民族代表的是海權大國，由於此海權勢力和陸權勢力二者的競爭以及斯拉夫民族將入侵中國，所以條頓民族與斯拉夫民族終必有一場決戰，而此一戰場將在中國發生，所以馬漢等人認為中國的動向將決定此場決戰的成敗，此場決戰亦將決定人類未來是自由或奴隸的命運。
美國當時許多政治人物，亦有類似的看法。此些美國朝野人士因而提出許多改造中國的具體措施，這包括一方面要積極對中國傳教，採「攻心為上」策略，以避免「黃禍」的發生；另一方面則應致力協助中國建立民主政體，使其在政治制度及文化上接受英美國家的影響。美國朝野此一支持中國策略的最具體展現，即為美國在八國聯軍前後所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此一政策追求維持中國主權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以使中國免於被列強瓜分的命運。在支持中國建立一現代國家方面，從 國父革命到袁世凱稱帝一直到國民政府在一九二八年建都南京，不管中國政體如何更迭，美國一貫支持當時在位的中國政府，協助其穩定發展，以對抗來自斯拉夫民族的勢力（一九一七年以後已成為蘇聯），並維持美國在華的戰略優勢。但是中共革命在一九四九年成功，美國被迫改變此一既定政策，並在冷戰期間轉而圍堵中共。直至一九六○年代末期，由於中共與蘇聯分裂，為求達到抵制蘇聯的目的，美國始自一九七○年代開始拉攏中共以對抗蘇聯，最後終於在一九七九年與中共建交，至此，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又回到十九世紀末年以來的「聯華制俄」的大戰略。但是近年來由於蘇聯共產主義已破滅，而「中國」仍是一個共產國家，再加上中共近十年來經濟及軍事現代化的大幅成長，使得「中國威脅論」及「黃禍」的聲浪再起。在過去幾年中，美國朝野為了中國政策展開無數辯論，最後朝野中開明人士主張應對中共採取「廣泛性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的政策，此一政策終於為美國政府所接納。此種情形與十九世紀末年美國對華政策的構思與最後決策的形成有極多相似之處。歷史學家長久以來都在討論歷史是否會重演，從以上所述看來，歷史的確已經重演。
五、結論：中華文化及我民族振興之道
（一）以上報告檢討了數百年來西方對儒家文明的總體評價。總結而言，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評價是肯定的，十九世紀以至一九七○年代時期的評價是否定的。到了一九八○年代，由於中華民國在過去五十年來經濟獲得高度發展，復能在過去十年間在發展民主政治上獲得長足進步，更讓世人刮目相看，因此也全面性地扭轉了西方對儒家文明的負面評價。這種對儒家文明的新評價，在去年台海危機期間也直接間接地促使美國及國際社會對中華民國給予大力支持，共同抗拒中共對台的文攻武嚇。
（二）今日世界各先進國家的主流政策是對「中國」從事廣泛與深入的交往，西方國家希望透過這種交往使「中國」逐漸蛻變成一個經濟自由、文化多元及政治民主的社會。究竟中國大陸能否走向此一方向，個人認為有四股力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大陸人民在經歷近五十年來共產主義統治後，隨著經濟生活的改善，其求新、求變、追求民主自由與富裕的願望已逐漸提升到變成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即是一個血紅及悲壯的明證。
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發展的經驗，對中國大陸有示範作用；但是台灣民主化的成功，對大陸未來民主化的前景更有決定性的借鏡作用。
海外五千多萬華人，除少數例外，均崇尚民主、自由，反對共產主義。這些華人赴中國大陸無論工作、探親、旅遊，均無形中將自由民主的種子帶進大陸，促進大陸的和平轉變。天佑我中華民族，這股龐大的海外華人勢力，為中國所獨有，而為前蘇聯及其他東歐共黨國家所缺，這股海外華人勢力將扮演改造中國的一個重大催化力量。
西方國家（包括日本）對中國大陸經貿投資及全面交往，和中國社會各階層緊密結合，這些也將是促進中國大陸改變的動力與壓力。
以上四股力量的交互效應，必定會對中國大陸產生「由量變到質變」的效果。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國際社會的依賴日深。中共若斷然抗拒以上四股勢力，將會遭受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制裁，天安門事件以及去年的台海危機即為最好例證。在這個再造中國的艱鉅工程裏，中華民國基於同文同種，再加上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卓然有成，在此一工程中將扮演關鍵性的︱也就是最重要的︱角色。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走向民主自由有極大的期望，由於我國能扮演此種角色，我們必定會受到國際社會的稱許與支持，我國的生存發展也會因而受到更堅實的保障。
（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在本年九月參加由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瑞士日內瓦大學「當代亞洲研究中心」合辦之「中歐學術會議」，曾提出論文指出，儒家文明對西方宗教、科學、政治制度的回應基本上是正面的；儒家文明並不包含與基督教文明衝突的種子；中共政權對西方的威脅，其淵源不在儒家，而在共產主義。個人對余教授的看法完全同意。今後為了維護中華文化、中華民國以及整個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我們除了要在台澎金馬繼續壯大我們的自由民主與繁榮成就以外，我們還要協助大陸同胞，逐漸消除共產主義，還我儒家文明並發揚其中優秀部分，使中國文明成為未來世界一股建設性的力量，促進世界上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及多元文化的更高發展，為全人類帶來更大的福祉。
今天我們紀念 國父誕辰及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我們一定要牢記 國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昭示，團結奮鬥，不達目的，誓不終止。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