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樞紀念 國父誕辰典禮暨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大會，今天在總統府舉行，李總統登輝先生親臨主持。
上午九時，在崇戎樂聲中，總統由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參軍長林文禮陪同蒞臨會場，李副總統元簇先生、五院院長、中央及地方政府高級首長都起立致敬。
總統率與會人士唱國歌，並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後，聽取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宋楚瑜以「國父思想於歷史新局中的時代意義」為題，所作的報告。
宋楚瑜表示，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社會利益衝突與調和的「可能性藝術」；至於民主的方式，並非「零─和」式的勝負對決，而是溝通、妥協、各有損益、也就是 國父所說的「調和」；以使整個社會獲得勝面最大，而負面最小的結果。
他指出，事實上， 國父既非不知變通的教條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而是一位非常實際的革命家與政治家。為了建立民國， 國父固然有十次起義失敗仍不氣餒的韌性，但為了達成革命的目標， 國父也頗具有彈性的曾與會黨、保皇黨、兩廣軍閥、北洋政府甚至其他黨派進行階段性的妥協與合作，但又從不動搖其基本理念與目標。
宋楚瑜認為，像 國父這種「守經達變」的務實精神，正是我們處於此劇變中的民主開放時代，面對理想與現實未盡調和時，所要特別心領神會之處。
宋楚瑜在報告最後，特別引述 國父的話強調：「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宋楚瑜說，在此歷史的關鍵時期，讓我們確實把握 國父思想的時代意義，效法 國父日新又新的時代精神，在李總統領導下，共同開創中華民族更為恢宏璀燦的新時代。
宋楚瑜在報告分別就「新時代、新局面、新挑戰」、「國家發展、基本共識」、「民族傳統、國際責任」、「民主制度、現代政府」、「經濟發展、社會公道」、「守經達變、彈性務實」、「日新又新、再創新局」七點，剖析闡釋 國父思想與時代精神。報告全文為：
國父思想於歷史新局中的時代意義
總統、副總統、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恭逢 國父一百二十晉七誕辰，也是第二十七屆中華文化復興節，楚瑜奉命出席中樞紀念大會擔任專題報告，既感榮幸，也深覺惶恐。敬謹以「國父思想於歷史新局中的時代意義」為題，就個人對 國父博大精深的思想體認，以及在所謂「後冷戰時代」的歷史新局中，國父思想的時代意義，管窺蠡測的一曲所得，就教於各位先進，並藉以紀念 國父誕辰和慶祝中華文化復興節。
新時代、新局面、新挑戰
這幾年，一個歷史性的變局正在我們眼前展開，被稱為「鐵幕」的共產陣營，居然在短短的一兩年中分崩離析。曾經是世界兩大強權之一的蘇聯，竟也在轉瞬間四分五裂；二次世界大戰後，以意識形態分歧所區劃的東西兩大陣營，持續達數十年之久的冷戰局面，更在一夕之間落幕。隨著「後冷戰時代」的來臨與東西德的統一、歐洲的整合、亞太地區的興起，一個嶄新的世局正在逐漸形成中。
西方有些學者認為，冷戰時代的結束意味著「意識形態的時代」也將完結。前幾年，一位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論文；便曾大膽斷言：現在的世界情勢，並不單是冷戰的結束或是共產主義的敗北，而是已達到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最終階段。他認為基於主張個人自由以及平民之治的自由民主主義，已普為世人所接受，是人類最公正的「終極思想」。因此，他套用馬克思當初預言共產主義的話說：這才是「歷史的終結」。福山的結論雖然一再獲得英美等國領袖的引述，但也引起不少爭議。不過有一點倒是獲得東、西方學者們一致認同，那就是：人類在本世紀所謂「意識形態時代」中，曾經大規模實驗過極右的法西斯主義，和極左的共產主義，結果在付出了億萬生命的代價後，法西斯主義固然已隨二次世界大戰而告終，共產主義也必將隨冷戰時代的落幕而化為歷史灰燼！
共產主義的破產與「後冷戰時代」的來臨，對我們中國而言，勢必衍生出兩個問題，一是大陸上的十二億人民，在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澈底幻滅之後，要用什麼樣的思想信念，來填補這一大片意識形態的真空呢？二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國基礎—三民主義—是否能肆應現正形成中的這個新時代呢？楚瑜認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只有一個。
國家發展、基本共識
固然所謂「意識形態的時代」勢將隨著冷戰的落幕而結束，然而這並不表示一切「意識形態」的結束，更何況意識形態的對立誠如李總統所說尚未在亞洲消褪。換言之：民主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並不意謂著現代國家已不再需要一些基本共識，以規範政治倫理、經濟倫理和社會倫理。事實上，正因為現代國家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握有更多的資源、更豐富的資訊、更高的效率與更大的力量，因此更需要一些基本的理想理念，來主導其發展的方向與運行的正軌。尤其對我們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又正處於國家分裂與新舊交替中的大國，更需要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思想理念，以做為國家未來統一和發展的基本共識。
回顧過去這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中國不但與世界同步經歷了整個「意識形態的時代」的試煉與震盪；更曾走過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漫長蛻變過程。在這段痛苦的轉型期中，國人長期爭執不休的問題，主要有兩大層面：一是制度典範要如何變革更張？二是文化道傳應如何調適安置？總而言之，也就是「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
從晚清到民國初年，曾經對中國前途提出見解主張者，不勝枚舉，其中也不乏頗有見地者，但是我們從現代的角度來看，當時絕大多數思想家，都未脫「救亡圖存」的範疇，而侷限於「致富強之道」的層面上。唯有 中山先生能夠超邁古今，放眼天下。他的三民主義固然是迫切實用的「救國主義」，但是他的眼光與思維卻更超越了中國一時、一地的問題，而把三民主義的終極目標不僅定位於「以建民國」，更在「以進大同」。正因為他的思想深具前瞻性與全面性，因此乃能歷久而彌新，放諸四海而皆準，至今甚至連中共也都不能否定他，而成為海峽兩岸一致推崇的偉人。
民族傳統、國際責任
楚瑜因工作的關係，經常要和一些國際友人接觸，也常要用國際間所能理解的字彙與理念，來詮釋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在當前歷史新局中，楚瑜曾以英文向外國朋友闡釋民族主義的時代意義，簡單的說乃是「民族傳統」與「國際責任」，也就是英文的National Heritage與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當冷戰結束，意識形態鬥爭趨緩後，民族與宗教問題，再度成為衝突的主要來源。目前南斯拉夫的種族衝突、德國的排外風潮，都是因為民族主義未能健康發展的結果。一般而言，民族主義具有若干排他性，很容易誤入種族主義的偏狹歧路而難以回頭。但是 國父卻以其寬大的胸襟與世界性的眼光來闡揚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民族平等理念。因此推翻滿清後，國父主張的民族主義既不強調漢民族的優越性與精純性，甚至還曾批評「漢族沙文主義」自尊自大的心理傾向。更重要的是，他把民族主義的重心，置於恢復傳統文化中的固有道德、知識與能力上，並要求國人虛心學習歐美長處，不要固步自封。
事實上， 國父的思想既是源自於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傳統，又不拘泥於中西學說或古今道理，完全以是否合於中國的需要？是否合乎世界的潮流？以決定其思想主義取捨的標準。因此乃能融合中西，集其大成，並使諸多西方現代理念，透過其思想著作，自然接枝在中華文化的基幹上；既使西方現代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和制度中國化，也使中華文化注入新血，從而更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涵與活力。先總統 蔣公訂 國父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其意義亦即在此。
尤其最令人感佩的，就是當中國在世界上的處境最艱困、國勢最衰弱的時候，中山先生卻一再提醒國人，應善盡中國對世界的「大責任」，並在民族主義中特別強調，未來中國強盛後，要發揮「濟弱扶傾」的「王道精神」，使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這種「世界大同」的精神，亦正是當今「後冷戰時代」國際上所亟需建立的共識。事實上，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注意到，許多全球性的問題，例如：地球環境的惡化、海洋生態的破壞、南極臭氧層的缺口、以及地球溫室效應的增高等等，都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所能獨力解決的，而有賴全面性的國際合作；We Are The World，在這「地球村」上，任何國家光做「自了漢」是不行的！而這種「先進」的國際合作觀念， 中山先生早在民族主義中就已再三強調了。我國成立多年，享譽第三世界的農耕隊，以及最近成立，極受歡迎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等等，都是我們實踐 國父遺教，主動承擔國際責任的表現，也是未來我們贏得是人敬重，增進國際地位的主要途徑之一。
民主制度、現代政府
就民權主義的時代意義而言，個人認為可簡述為「民主制度」與「現代政府」；也相當於英文的Democratic Institution和Modern Government。清末論政者，雖也有「立憲」或「設議會」等主張，但他們大多是把這些民主政治的形式，當作救亡圖存的手段。唯有 中山先生把「民生」當作目的。他所要建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不但突破了中國數千年帝王專制的格局，在當時也是獨步於亞洲的，直到今天，更依然合乎世界潮流。假如自由民主主義果真如福山博士所斷言，是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那麼我們可以很驕傲的說：早在一個世紀之前，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就已經達到了那個境界。
我國傳統政治崇尚「清靜無為」，比較強調政府的消極職能。西方民主國家早期也傾向「管得越少，政府越好」，但是 國父在本世紀初卻率先提出「萬能政府」的理念，主張現代政府應扮演一個積極性，甚至全能化的角色。西方國家則直到三○年代，美國羅斯福總統提出「新政」（New Deal），以政府力量刺激景氣復蘇後，政府的職能才日漸擴張。但矛盾的是，人們一方面希望現代政府是一個有反應、肯負責、敢擔當，而又具備高超能力的「萬能政府」；能夠為人民解決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另一方面，又擔心政府職能過於擴張而流於極權專制，因次又希望現代政府是一個人民能夠操控裕如的民主政府。
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新興國家都面臨政治發展與經濟開發兩大問題。這些國家不同於歐美先進諸國，他們既無自發性的「產業革命」，更缺乏由下而上的民間發展動力，為求及早達成現代化，又必須在壓縮的時間表下，以極短的時間去完成歐美工業化國家兩百多年來所經歷的全部過程；於是唯有賴政府扮演「火車頭」的角色，由上而下地強力領導。但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正因有賴政府發揮強大的主導功能來發展經濟，往往經濟未必發展成功，卻非常容易落入專制獨裁的陷阱！
上個月楚瑜奉派前往西班牙，代表中國國民黨正式加入由世界各主要民主政黨所組成的「國際民主聯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與會的一些國家代表，向我國致賀之餘，莫不認為：中華民國能夠創造經濟奇蹟固然不易，還能夠和平順利地完成憲政改革，落實民主政治更屬難能可貴。這是我們不好高鶩遠，能腳踏實地，按 國父「權能區分」的原則，本著經國先生所說：向全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誠懇態度，一步一腳印地推動我們的理想，讓「政府有能，人民有權」，才終能創造「政治奇蹟」。
經濟發展、社會公道
就民生主義的時代意義而言，最重要的莫過於「經濟發展」與「社會公道」，相當於英文的Economic Development和Social Justice；也就是 國父常說的：「發達生產以致富，合理分配以求均」。
後進國家的經濟開發，往往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紀要解決資本累積、人力資源和技術能力等問題，還必須克服諸多傳統社會非經濟因素的干擾，可說是件相當困難的事。因而 國父主張政府應負起民生建設的主要責任，應與人民「協力」「共謀」民生經濟的發展，他還首倡利用外資、外國人才和外國技術，並主張：將來中國之實業，應建設於「合作的基礎上」。
歐戰結束後， 國父眼看西方戰後經濟日益蕭條，曾以英文寫了一本題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的計畫書，後來我們翻譯成「實業計劃」；他建議歐美先進國家運用戰後閒置的機器、材料、資金和人才，由「國際共同開發中國」。 國父這種「國際共同開發」的先進理念，當時雖未獲列強回應，但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了防止共產勢力擴張，在歐洲進行「馬歇爾計劃」，並著手援助後進國家，六○年代後又與聯合國合作在第三世界進行「國際共同開發計劃」，實亦即與 國父當年的理念不謀而合。
由於經濟因素是蘇聯解體及華沙集團崩潰的主因。因此，冷戰結束後，世界各國都深刻體認到：光靠強大的軍事力量而無雄厚的經濟基礎，不但不足以維繫國家安全，反而會讓軍事負擔壓垮了國民經濟。同樣的，今年美國大選，決定選情的主要因素，既非蘇聯解體、冷戰獲勝，也非波斯灣戰爭的勝利，而是國計民生問題。因此「後冷戰時代」，世界各國莫不以發展經濟為首要之務，而逐漸以「商戰」取代「冷戰」。今年年初出版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院院長蘇洛（Leaster C. Thurow）所著題為「Head to Head—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Europe，and America」國內譯成「世紀之爭」的全美暢銷書，即認為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大戰」即將展開，致勝之道不在任何一個企業或國家單打獨鬥，而必須與他國合作，政府與企業更應密切配合，也就是 國父所說：政府與人民「協力」「共謀」經濟的發展。
發展經濟固非易事，如何分配經濟發展的成果，更是困難。世界上任何一個已開發或發展中的國家，都有一段所得分配惡化期， 國父有鑑於此，因而在其民生主義中，特別強調防微杜漸，主張中國在發達生產的過程中，就要未雨綢繆兼顧「合理分配」的問題，而所謂「合不合理？」，也就是一個「社會公道」的問題。
雖然我們常說：「公道自在人心」，事實上，「公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抽象概念，長久以來，什麼是「公道」？如何才算「公道」？一直都是哲學、政治、經濟和法理學上爭議不休的問題。正因「理未易明」，因此歷史上任何特別強調某一階層的「公道」所發展出的思想主張，往往易淪為極端主義，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不公道，共產主義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近年來研究「政治發展」（Political Development）的學者們即指出：發展中國家易於面臨一個所謂「馬克思情景」（Marxist Situation）的陷阱，即社會要求所謂的「公道」，而對於財富分配產生「平均主義」的心態，使資本的累積與投資的誘因受到斲傷，結果反淪為「均貧」的下場。而 國父所主張的社會公道，乃是一種立足點平等、機會均等的公道；他所主張的「合理分配」，是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分配方式，其方法並非「劫富濟貧」，而是幫助貧者致富，進以達到所謂「大家發財」的「均富」理想。
守經達變、彈性務實
事實上，民主政治乃是一種社會利益衝突與調和的「可能性藝術」；至於民主的方式，並非「零——和」式的勝負對決，而是溝通、妥協、各種損益，也就是國父所說的「調和」；以使整個社會獲得勝面最大，而負面最小的結果。事實上，國父既非不知變通的教條主義者，也不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而是一位非常實際的革命家與政治家。為了建立民國，國父固然有十次起義失敗仍不氣餒的韌性，但為了達成革命的目標，他也頗具彈性的曾與會黨、保皇黨、兩廣軍閥、北洋政府甚至其他黨派進行階段性的妥協與合作，但又從不動搖其基本理想與目標，楚瑜認為，像 國父這種「守經達變」的務實精神，正是我們處於此劇變中的民主開放時代，面對理想與現實未盡調和時，所要特別心領神會之處。
二十世紀已接近尾閭，一個新的時代正揭開序幕。回顧過去，固然三民主義在台灣的成功經驗，已為我們重見了百餘年來所喪失的民族自信；並為中國的統一前途，揭櫫了一個更為明確的方向。然而時代巨輪不斷向前，我們決不可沈緬於過去的成就，而滿足於當前的局面；更不可因國家暫時的分裂，而萌生「台灣獨立」的妄念，我們應該學習 國父寬闊的胸襟與遠大的眼光，徹底破除偏狹的省籍情結與地域觀念，而應以「天下為公」的襟懷，將三民主義的成功經驗，推廣至全中國。在此，我認為，我們也應正告中共： 中山先生的思想並非為中國國民黨而產生，更非為意識形態的時代而存在；他心心念念俱在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共同福祉與前途， 中山先生固然創造了三民主義，但他從未使三民主義教條化而刻意排斥其他的思想主義；更從不凸出三民主義與其他主義的差異性，反而一再強調他們的共通性；因為， 中山先生的思想本即是集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之大成；只要對中國有利、對世界有利，他毫無一己之執或門戶之見。因此， 中山先生的思想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意識形態」，不如說是一套合情入理的「中國思維」，它並非中國國民黨專利的思想主義，而應該是全體中國人共同所有的資產。中共在與我們同時紀念 中山先生之餘，何不也共同分享這份豐厚的文化遺產，已使中國早日統一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康莊大道之上呢？
日新又新、再創新局
總之，雖然世局在變，時代在變，潮流也在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凡思想主義之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中國需要者，必能永續存在於億萬中國人心中，成為未來中國統一與發展的必然方向。更何況國父思想已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而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不僅不會隨著「意識形態時代」的終結而沒落，更必因中華文化的復興而發揚。在此歷史性的關鍵時期，讓我們確實把握國父思想的時代意義，效法 國父日新又新的時代精神，在李總統領導下，共同開創中華民族更為恢宏璀燦的新時代！報告完畢。恭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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