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樞紀念先總統 蔣公一百零九歲誕辰典禮，上午九時於總統府舉行，由李總統登輝先生親臨主持，並聽取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所作的報告。
李副總統元簇先生、先總統 蔣公家屬、中央與地方政府首長、民意代表、僑胞代表等四百多人參加。
張京育在「從抗戰時期我國外交談 蔣公對民族主義之實踐」的專題報告中表示， 蔣公信仰三民主義，畢生躬行實踐，確信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救世界。尤以民族主義之實踐，關係最切。
張京育進一步指出，因為民族主義是實踐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基礎，而我國抗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特別足以彰顯 蔣公維護國家主權完整、提升國際地位的決心，以及高瞻遠矚、扶傾濟弱的智慧與志業。
張京育專題報告全文如次：
總統、副總統、各位長官、各位先進：
今天是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一百晉九誕辰，中樞在此隆重紀念，意義重大。適逢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五十週年，緬懷 蔣公領導抗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光復台灣、澎湖；推行、憲政，建設自由基地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標竿；豐功偉業，令人崇仰。眾所週知， 蔣公信仰三民主義，畢生躬行實踐，確信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救世界。尤以民族主義之實踐，關係最切。因為民族主義是實踐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基礎，而我國抗戰時期的外交政策特別足以彰顯 蔣公維護國家主權完整、提升國際地位的決心，以及高瞻遠矚、扶傾濟弱的智慧與志業。京育不揣淺陋，謹以「從抗戰時期我國外交談 蔣公對民族主義的實踐」為題，提出報告，以表紀念之忱，敬請指教。
壹、國父民族主義之真諦及 蔣公對民族主義之闡揚
民族主義的本意是在謀求民族的團體利益，愛護本民族、本國家，發揮自己的長處，利己利人。一旦超越，便容易淪為種族自我中心主義、排他主義、擴張主義、帝國主義，把本民族的榮耀建築在弱小民族的痛苦之上。一九三○年代後日本的軍國主義和德國的納粹主義，對外侵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人類的浩劫，便是顯例。
健全的民族主義也不強調組成國家各族群之個別性、差異性，因為如只強調其「分」，而不重視其「合」，只強調其「異」，而不重視其「同」，便容易造成族群對立、政治不安、甚至內部動亂、難民逃亡。近來東歐、中東、非洲、南亞都出現此種惡劣的情勢。
國父生逢西方帝國主義擴張，滿清政府喪權辱國的時代。為救中國， 國父終身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呼籲國人團結奮發，自立自強，共禦外侮。 國父提倡的民族主義既重視各民族的個別性，更強調彼此的「同」與「合」，所以既爭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也要促進境內各宗族一律平等，共享政治民主與經濟均富，還更要進一步追求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 國父特別強調濟弱扶傾，「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要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協助所有受壓迫的民族獲得自由、平等，以追求全人類的共同福祉。
蔣公繼承了 國父的革命志業，更勤研國父思想。 蔣公認為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但融合的動力是文化，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所以對於異族，我們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廣被以文化。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 蔣公指出：由於中華民族忍辱負重、明廉知恥的德性「而養成其自衛則堅忍，處世則和平，更進而以『存亡繼絕，濟弱扶傾』的仁愛之心，行『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忠恕之道」。故 蔣公領導革命，所求者為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更為與世界各國擔負世界永久和平的責任。
在民族主義的實踐上， 國父推翻了滿清君主專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而 蔣公則繼之以北伐統一、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廢除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的國際地位。他們兩位都畢生追求民族主義的實踐，對日抗戰時期 蔣公的外交政策最能說明他的決心與作為。
貳、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外交與成就
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起，全民激憤，奮起抵抗。 蔣公嚴正表示「蘆溝橋案，將為對日和戰最後之界線，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隨即宣告「最後關頭已到」，抗日戰爭轟轟烈烈地開始。當時政府的方針便是維護主權，提升國格，一面抗戰，一面建國，聯合友邦，共同奮鬥，爭取勝利，提高國際地位。茲分別報告如下：
一、維護主權、提升國格
主權之維護，首在我有抗戰的決心與能力。蘆溝橋事變後， 蔣公號召全國軍民同胞「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絕不中途妥協；並宣示最後關頭一到，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由是而成為全民共同的呼聲， 蔣公也自然成為中國抗戰的領導中心，全國無分男女老幼、南北東西，人人抗戰、處處抗戰、形成長期抗戰的情勢。其間雖有德國居間調停， 蔣公不為所動。中國軍民英勇抵抗的決心與能力，不僅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迷夢，也為最後勝利，恢復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奠定了基礎，尤使國際間認識我不屈不撓的國格。
（一）提升國際地位
抗戰初起，國際上並不看好中國，認為從無弱國能戰勝強權。其時，德、義助日為虐，英、美、法怕開罪日本，我只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避免蘇聯與日本連成一氣，使中國不致腹背受敵。所以抗戰最初四年，各國對我援助甚微，全賴自力更生。但是 蔣公盱衡國際情勢，堅信我國反侵略的奮鬥最後必會與世界反侵略的奮鬥相結合。
民國廿八年九月，德國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民國卅年，日本進占越南南部，太平洋形勢緊張，美國志願空軍隊來華助戰，美國軍事代表團亦到達重慶。日、美談判決裂後，日本於十二月八日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對日宣戰，我國也對日、德、義、宣戰，中國此由孤軍抗日進入中、美、英、蘇同盟聯合作戰。中國採取持久戰略，久戰不屈，終使日本速戰速決的迷夢破滅，並使中國在對抗日本等軸心國侵略的重要性獲得世界各國的重視，提高了我國的戰略地位和國際地位。
（二）廢除不平等條約
蔣公繼承 國父遺志，將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列為重要政策，抗戰前已先後獲致關稅自主、租借地之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會審公廨撤銷、改設特區法院等成就。
抗戰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除抵抗日本侵略，維護領土完整外，交涉廢除不平等條約及爭取國際地位亦是重要的目標。美、英兩國最初希望廢約問題留待戰後處理。但 蔣公力言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全體中國人的心願，有助中國人民抵抗軸心國侵略的決心，英、美兩國為加強對中國的友誼與合作，於民國卅年雙十節、宣佈與我進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談判。民國卅二年中、美及中、英簽訂平等新約，撤廢了兩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租界、特別法庭、使館界及駐兵區域、軍艦行駛特權、沿海貿易與內河航行權等，各國隨之跟進，為時百年的恥辱，終於一舉掃除。
平等新約的簽訂， 蔣公極為重視，認為是中華民族發展的里程碑，特在文告中昭示全國軍民：「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紀錄，這不僅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頁，而亦是英、美各友邦對世界、對人類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燈塔。」
（三）光復台灣、澎湖
甲午戰爭使台灣、澎湖的同胞淪於異族統治下，備嚐屈辱。 國父革命目標之一就是要光復台、澎，逝世時仍念念不忘台、澎的收復。
蔣公繼承 國父遺志，視光復台灣為國民革命的重要目標之一，抗戰初期，即宣佈抗日戰爭不僅為抵抗日本侵略而戰，同時也為恢復台、澎而戰。民國廿七年四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中， 蔣公嚴正宣示台灣為中國的領土，是我國安危存亡所關的生命線，必須要使台灣的同胞獲得自由，才能夠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民國卅二年十一月開羅會議，在蔣公的要求下，中、美、英三國領袖正式宣佈三國之目標：「在使日本所竊奪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台灣之光復自此定案。民國卅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大戰終結，淪陷半世紀的台灣及澎湖亦因中國對日抗戰之勝利而重歸中華民國的版圖。蔣公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台灣同胞自然感受尤深。
二、協助鄰邦爭取獨立與自由
蔣公領導抗戰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光復台、澎，使中國真正獲得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但蔣公既有救中國的赤誠，也有救世界的抱負，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蔣公仍不忽視「濟弱扶傾」的責任，尤以對朝鮮、印度、越南為然。
韓國志士在抗戰時期成立「韓國光復軍」，即受到中國的支持。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公更一再透過外交途徑，克服英國的顧慮、蘇聯的野心、美國的猶豫，把中國協助韓國獨立的心願，變為同盟國的共同政策。在 蔣公力爭下，開羅會議公報始有「我三大盟邦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適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之宣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英、美有意將朝鮮納入國際託管時，中國雖亦將為託管國之一， 蔣公力表反對，堅持扶植韓國早獲獨立之一貫宗旨。日本投降後，美、蘇決定分別占領南、北韓，蔣公回應韓國獨立領袖李承晚先生的緊急請求，於民國卅四年八月廿四日發表「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講演，昭告世界：中國抗日，「不僅為中國本身自由平等而奮鬥，亦且為高麗的解放獨立而奮鬥。」此一嚴正立場，雖未能改變美、蘇權力政治的格局，但已充分反映 蔣公「濟弱扶傾」的外交政策。
對於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 蔣公也施以援手。 蔣公率先隆重接待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尼赫魯先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蔣公又於民國卅一年二月訪印，主要目的在勸請英國允諾印度自治，並促使印度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線。當時英國政府並不歡迎 蔣公到訪，邱吉爾首相曾專電勸阻 蔣公會晤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甘地先生，但蔣公秉持 國父扶助弱小民族的遺教，深感責無旁貸，仍與甘地進行了的會談。 蔣公闡明中國革命，不但在爭取一己之自由與獨立，且亦支援其他被壓迫民族，為達到同樣的理想而奮鬥。返國前， 蔣公發表「告別印度人民書」，指出「祇有在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中，乃能獲得我中、印兩民族之自由，無論中國或印度的自由遭受剝奪，則世界決無自由可言。」並殷盼英國從速賦予印度國民政治上之實權。
根據當時我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先生的回憶錄，戰時英國以戰勝敵人為最優先考慮，邱吉爾無意當「清算大英帝國的英國首相」，故無意使印度獨立；而 蔣公與邱吉爾曾有多通電報來往，雖然明知中、英關係重要， 蔣公仍表達了中國政府對印度獨立運動支持的一貫立場。蔣公曾在日記中寫道「我國對印度應有堅定之政策，而不為勢利與虛聲所轉移。此不惟對英為然，以後對國際態勢，皆應以克己與自立為本。彼以其利，我以其義；彼以其力，我以其理應之。使歐美人士，知我民族道義精神之所在，而漸改其輕視，中華之心也。」在一個各國競逐權力與影響力的世界裡，在面對強敵之時， 蔣公此種「濟弱扶傾」的政治擔當，格外難能可貴。
蔣公在越南南方遭日本佔領後，即決定要將日本勢力逐出越南，並扶助越南在戰後獨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此一態度，更趨積極，引起法國的敵視。先則封鎖中、越邊境，禁止對華運輸；繼則反對中國進攻在越日軍。唯中國協助越南早日獨立的主張，並未改變。戰爭結束，國軍在越北受降，立即准許占領區內越南民族運動之活動，獲得越人感激。其後國軍因法國反對而提前撤退，法國重拾殖民地的政策，終於導致了長期的越南戰爭。
從我國支持韓國、印度、越南獨立的政策，中， 蔣公「濟弱扶傾」的民族主義胸懷，表露無遠。雖然當時困難重重，但歷史的演變，証明這些國家之自由獨立乃必走的道路，回顧往事， 蔣公的遠見與堅持，彌足珍貴。
三、參與聯合國之創建
蔣公不但領導中華民族抗日，廢除不平等條約，並協助其他弱小民族獨立自主，對於戰後的世界組織，亦有精闢的看法。他主張將戰時同盟轉變為世界性的組織，以便建立一個平等互賴的世界。民國卅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紐約前鋒論壇報時事討論會中， 蔣公所發表之專文指出：
「除非我輩對世界一切不拘大小的民族，忠實的願意待以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公道，我輩將不能得有和平與前途。余深信我輩為剷除不公道及暴力壓迫而戰鬥的聯合國家，必能成就此世界改造之偉業，必能組織有效的國際團體，立刻實現和平與公道。」民國卅二年十月卅日，中、美、英、蘇簽訂「共同安全宣言」，計畫成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國際組織。其後在開羅會議、頓巴敦橡樹園會議（一九四四）及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一九四五）中，我國都積極參與了聯合國的創設，提供許多貢獻。例如在憲章制定方面，強調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時要依據正義及國際法原則；將「國際法之逐漸發展與編纂」列入聯合國大會任務中；將「獨立」列入國際託管制度目標中等。聯合國成立後，殖民地紛紛獨立，許多民族因而受惠。
四、抗戰勝利後的對日政策：不念舊惡、奠定東亞和平
蔣公「濟弱扶傾」的作為，令受惠的國家感念。但他最使人敬佩的胸懷和遠見，則展現在戰後對日政策上。日本侵華多年，八年抗戰期間，我國軍死傷三百餘萬，人民傷亡千餘萬，一億餘人流離失所，財產損失數以百億美元計，而日本軍人在中國之暴行，更是駭人聽聞，中華民族抗日戰爭，斑斑血淚，舉國憤慨，然而蔣公仍以超人的遠見，對日本採取了下列寬大的措施：
（一）不念舊惡：在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後次日， 蔣公發表「日本投降對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廣播詞」，剴切呼籲國人秉持「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的民族高尚德性，祇以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不要報復，更不要對日本無辜人民加以污辱。「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中國人民受 蔣公感召，紛紛含悲忍痛，做到了以德報怨。
（二）維持日本天皇制度：開羅會議中， 蔣公主張剷除戰爭禍首的日本軍閥，使不能再起干政；至於日本國體，則應由日本人民自己來決定，呼籲同盟國在此次大戰中，不要造成民族間永久之錯誤。 蔣公的主張最後為同盟國所接受。天皇制度的維持，對於日本內部的團結，以及政治社會的安定有重大的作用，如果不是 蔣公主張維持天皇制度，戰後日本可能因廢除天皇而失去政治安定力，陷於動盪紛擾的局面。
（三）中止佔領軍的派遣：戰後美軍進駐日本，並預定中國派軍參加，蘇聯亦想參與佔領日本。我基於主、客觀因素，並為避免增加佔領日本工作之複雜與困難，而中止派軍赴日，蘇俄遂難援例。假若當時蘇軍參與佔領，日本恐將演成像戰後德、韓國土分裂的慘劇。
（四）儘速遣還日俘日僑：戰爭結束初期，交通困難， 蔣公排除萬難，在短短一年內遣還日俘日僑二百廿餘萬人。此是顧念這些日本人民是被迫成為軍閥侵略的工具，戰爭既已結束，彼等亟待重振家園，或骨肉團聚，所以我全力儘速完成遣俘工作，而此正是我傳統文化忠恕仁愛精神的表現。反之，在東北蘇聯軍隊佔領區下的日俘日僑，則猶多下落不明，不知生死。
參、結語
蔣公是一位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也是一位追求世界各民族自由平等的政治家。在國家遭受異族侵凌時，他堅忍不拔，領導全國同胞，保衛了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更廢除了百年來列強加諸我國的不平等條約，也光復了台灣、澎湖固有的疆土。另一方面， 蔣公在抗戰最艱苦的歲月，仍不忘解救其他被壓迫的民族，甚至不惜開罪盟邦，竭力促成韓國、越南、印度的獨立自主，在聯合國創建的過程中，堅持託管領土應有完全獨立與自由的機會。在戰勝日本後，揭櫫不記仇、不報復的政策，使日本軍民能安然回歸本土，參與建設。這固是中華民族仁義為懷的傳統，也是 蔣公政治上的遠見卓識。一次大戰後，協約國對德國的懲罰性政策，成為二次大戰導因之一，而二次大戰後，德、義、日三個戰敗國能建立其和平、民主體制，未始不是此種不記仇、不報復政策所致。
民國卅八年以後，我國不幸處於分裂分治的狀態，但是我政府與人民保衛中華民國的立場是堅定的，對於在民主與自由的原則上促進中國統一的目標是一貫的，對於發展對外關係，與其他民族共謀和平與進步的政策也是明確的。近幾年來，在 李總統登輝先生領導下，我們致力政治改革與經濟建設，體現一個生活更富裕、更充分尊重人民自由意志的民主社會；國家統一綱領的訂定與大陸政策的開展，宣示我們反對「台獨」與循序漸進追求國家統一的決心，也開啟了兩岸多元的雙向交流；務實外交的推動，鞏固了我國的國際地位，並促使中華民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史密切的結合起來。這些都是奉行 國父遺教及繼承 蔣公的志業。展望未來，雖然國家面對的挑戰仍多，相信只要我們團結奮發，發揮堅忍不拔的精神，一定能夠達成國家和平、民主統一的目標，為中華民族開創一個恢宏璀燦的時代，以慰 蔣公在天之靈。
報告完畢，敬請指教。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