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府今天舉行國父紀念月會，由李總統登輝先生親自主持，並聽取教育部部長郭為藩的專題報告。
月會是於上午十時開始，總統由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及參軍長陳廷寵陪同蒞臨會場，李副總統元簇先生及五院院長等中央、地方政府首長都起立致敬。
隨後，郭為藩在以「教育改革的共識與歧議」為題報告中，將目前不同立場與相關報告在各個教育層面的改革主張，作一分析報告。
郭部長專題報告全文為：
教育改革的共識與歧議
總統、副總統、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本次國父紀念月會奉命報告，甚感榮幸。一年多以來社會輿論與民間團體倡導教育改革的呼聲，此起彼落；各種教育改革的論議紛然雜陳；政府部門推動教育改革也不遺餘力，並於今年初發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勾勒本世紀結束前後我國教育遠景的輪廓。同時，行政院於去（八十三）年九月成立的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也於最近公布「第一期諮議報告書」，除於教育改革的理念與方向有所闡述外，並對今後教育改革的重點提出具體的建議。為比較這些不同立場與相關報告書在各個教育層面的改革主張，謹以「教育改革的共識與歧議」為題，試作分析報告，敬請指教。
壹、國民教育的改革
國民教育是一個國家教育體制的基礎階段，國民教育如果不夠健全，整個人才培育的品質必然受到影響。國內國民教育的主要問題，多數推動教育改革的人士認為存在於國民中學的階段，尤其是邇來校園暴力的警訊亮起紅燈，國中教育更成為交相指責的對象。客觀地說，台灣地區的國民教育以就學率而言，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五以上，而多年來中央政府以專款補助各縣市改善國民中小學教學環境，已經收到相當顯著的效果，即使是地處偏遠或山地的國民中小學，校舍經過修築後面目確已煥然一新。但是國民教育一向為人詬病的問題卻依然根深蒂固，積弊難除。這些問題包括：
一、升學主義宰制下的中小學教學一直未能正常化，連帶存在著能力分班、越區就學、惡性補習、藝能教學不受重視等老問題；
二、班級人數過多，師生比例過大，教師負擔過重，以致因材施教難於施展；
三、課程教材的改進太慢，且與實際生活情境有相當脫節；加以教科書統編及課程標準統一，難以適應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需求；
四、縣市政府的教育經費中人事費用負擔過於沈重，無餘力改進學校教學設施，邇來要求中央分擔人事經費一半以為挹注的呼聲，時有所聞。
除了前述這些較長期性的問題外，近二、三年來也有若干甚囂塵上的論議引人注目，例如：
五、推動教材本土化與開放母語教學；
六、加強對原住民學生的教育照顧；
七、中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的加速發展；
八、積極鼓勵民間興辦實驗國民中小學；
九、有效抑制日漸猖獗的校園暴力問題；
十、全面開放中小學教科書為審定本。
先總統 蔣公早於民國四十二年發表「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時，就剴切指出升學主義的弊病：「這是小學和中學教育的根本缺點。小學的課程是為了升入中學作準備，中學課程是為了升入大學作準備。中小學課程沒有幫助中小學生教他們在家庭中怎樣做子弟，更沒有教那些不能升入中學和大學的中小學生到社會怎樣求生活。」四十餘年後的今日，升學主義的陰影仍然籠罩未散。
為了徹底打通國民中學升入高中這道升學的關卡，引導國民教育正常化，民國七十年代推動最積極的改革策略放在延長國民教育一點，所以民國七十二年八月就開始推行「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實施計畫」，普遍設置延教班，以逐步邁向部份時間職業義務教育的實施。經過兩三年的醞釀，民國七十九年政府毅然推出「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方案」，設定國民教育將延長為十二年，在實現免費而強制性的十二年義務教育之前，第一階段先行廢除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考試，改以國中期間五育評量的成績為依據，依志願分發國中畢業生就讀高中、高職或五專。為此教育部也配合頒布「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試行五分制的相對分數，以期貫徹國中常態編班，消除明星學校與越區就讀等缺失；希望藉此減少平常考試次數，並避免「一試定終身」。
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方案是一劑猛藥，也是教育決策上很有魄力的改革行動；不過這個制度上的良策美意並未完全收到預期的效應，試辦五年來卻成為最有爭議性的改革方案。教育部曾在民國八十二年經過半年審慎的評估檢討，決定在不擴大現行規模的原則下繼續試辨，於三年後（俟民國八十五年第一屆自學班學生高中畢業後）再作一綜合評鑑以決定停續或作修正。不過在這段期間教育部也積極推動具有替代功能的六年一貫制完全中學方案，以確保多元入學制度的存在，減輕聯招制度對國民教育的宰制力。
邇來民間改革人士大力推動小班小校運動，因為目前國小每班人數在四十五人以上者，尚有三四七校，二、一六九班，約占百分之二五﹒五，而國中每班人數在四十五人以上者，尚有二○四校，三、六二四班，約占百分之四一‧七。與美國小學每班約二十四人，中學每班約二十六人相差固然懸殊，跟日本國小每班約三十二人，國中每班約三十七人仍有一段距離。尤其是國內中小學大型學校比例偏高，國小有二十九班以上者有一、九○三校，占百分之七六．四，國中有二十九班以上者有三二九校，亦占百分之四七．五。
為減輕教師教學負擔，落實因材施教，增進師生互動關係，小班小校確為教育改革無可置疑的目標，但是在達成的時間表上卻存在相當的歧異。民間改革人士迫切盼望在二、三年間達到每班三十名以下，每校不超過二十八班的目標，這意味著每年約需增加一千億左右的教育投資，（增建教室、創設新校及大量增加師資），而最困難的土地取得問題亦有待克服。教育部在教育報告書所提出的目標，希望在八十七學年度每班最高人數降至四十人以下，至九十學年度進一步降至三十五人以下。
在教材本土化與教科書開放為審定本的催促聲中，教育部於八十二年修訂公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並於八十三年修訂公布國民中學課程標準，鄉土教學的重視成為此次課程修訂的一項特色。國小課程中自三年級起增列「鄉土教學活動」一科目，國中一年級增列「認識台灣」、「鄉土藝術活動」兩科目。至於教科書的開放民間編印，原則上以決定自民國八十五學年度起開放國民小學教科書為審定本（國立編譯館仍照舊編印，提供各校選用）。由於國中學生仍須準備升學考試，鑒於開放審定本後反將增加學生課業負擔，所以國中教科書除藝能科目外在現階段仍維持統編的制度。
在國民教育方面目前教育部推動最積極的兩項措施，其一為邁向十年國民教育目標的「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針對升學意願不高而職業性向較顯著的學生自國中三年級起輔導其參加每週二天的實用技藝教育。部份學生係至附近高職、五專或職訓機構接受技藝訓練，部分則在本校技藝教育中心上課，畢業後如不繼續升學，則輔導其繼續接受第二年的實用技藝教育，希望學生至十六歲才離開學校系統，而且至少曾接受為期兩年的技藝訓練，以習得一技之長。這一改革措施使很多經常感受挫折的學習失敗學生重拾學習的樂趣，在技藝課程中培養自信心與成就感。
另一改革措施則為「教育優先區」方案。過去中央對地方的國教經費補助，一向參照各縣市人事經費支出、班級總數、學校總數等指標而分配。新方案係為照顧教育資源特別貧乏、教育設施較為落後地區，參採英、法等國實施「教育優先區」的做法，予以優惠補助，積極輔導其改善教學環境，進行社區重建，並優先支援優良師資，以掃清國民教育的暗角，促使這些學區在教育品質上迎頭趕上，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教育優先區的指定不限於山地、漁村與偏遠地區，都會中有些學區青少年問題嚴重，輟學率較高，在東部、南部隔代照護家庭較多的山區，皆考慮列為教育優先區。
貳、高級中等教育的改革
高級中等教育銜接九年國民教育，雖然國中畢業生升學率已達百分之八十八，可是升學問題一直是此一階段教育改革議論的焦點。問題的關鍵並非沒有足夠的公私立高中、高職與五專及容納有升學意願的國中畢業生，而是多數學生仍然以進入高中為第一選擇，而高級中學之間形成一種社會聲望的排行榜，學生及其家長心目中皆有所謂「好學校」，部分高中因其畢業生在大學聯招的優越表現而成為「明星學校」；多數就讀高職的學生升學意願仍然相當強烈，即使是就讀五年制專科學校的學生，也在畢業前一、二年私下準備插班投考大學二、三年級。最近兩、三年專科學校畢業生參加大學轉學考試人數每年高達十五萬人次，錄取者亦近一萬人，造成技職教育體系的嚴重危機，因為專科教育的原有目標亦被扭曲了。至於應屆高職畢業生的升學率亦達百分之二十三，這種情形自然值得重視。
最近很多教育改革的主張都集中於討論目前高級中等教育不同類型課程（高中、高職與五專）間的學生分配比例是否合理的問題，建議仿效英美綜合中學制度的改革論見亦時有所聞。目前的分配情形以民國八十三年度為例，國中畢業生中升學者大約三十四萬人，其中升入高中者七萬九千人，約占升學總數之百分之二十三，進入五專者有三萬三千人，約佔百分之十，而進入高職者多達十七萬人，約占百分之五十一，就讀補校者約四萬六千人，占百分之十三，另有約一萬人就讀延教班（現改稱實用技藝班）；此外，尚有四萬四千餘人未升學者包括進入軍事學校就讀，或前往職業訓練中心培訓，或準備重考，或已就業。
相形之下，日本在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科學生僅占百分之二七‧一，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這一階段學生，讀普通高中的比例平均為百分之五二‧九，進入技職學校的比例為百分之四七‧一。因此，教育部發表的「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希望在今後五、六年中將普通高中（包括綜合高中）學生的比例調整為百分之五十，但是行政院教改會的看法，則認為這一比例仍然偏低，（在諮議報告中未提出具體比例），至於倡議廣設高中大學的若干民間教改人士則傾向將全部高職改為綜合高中，以紓解升學壓力。
教育部在修訂中的「高級中學法」草案，準備加入完全中學與綜合高中兩種新制度。完全中學的特質在課程上採六年一貫的設計，落實五育均衡的教育；採部份直升制，在第三學年結束後有相當比例學生（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可免試直升同一學校第四年級（即高中部），其餘則投考其他高級中等學校或接受實用技藝教育後就業；同時完全中學一年級的學生仍採一般國民中學的學區制，惟學區範圍將略擴大，使其成為社區中學，緩和越區通學的現象。至於綜合高中的推廣則係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與會代表共同的建議，目的在延遲課程的分化，混合設置普通高中與職業類科的科目，協助學生適性發展。教育部已擇定十六所學校自下一學年度起先行試辦綜合高中，而將來的完全中學，其後三年的課程設計亦將接近綜合高中的類型。
鑒於很多高級中學為提高其升學率，大量淘汰升學競爭力較弱的學生，形成留級生偏多的現象；教育部自八十一學年開始，分階段推動高中學年學分制。學生修習學分，成績不及格者可補考，補考不及格者可經安排於暑期補修學分。此一制度的另一特質在修業年限較具彈性，雖以三年為原則，有些學生可在兩年中修畢全部學分提早畢業，學習能力較遲緩者亦可延長修業年限，最長可分五年修畢學分。高中教育目前進行的另一改革則為課程的革新，將原來自高二開始分組的課程設計，配合「高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化」的原則，延遲課程的分化，並在高二採取合科課程供學生選修，預定開設的科目包括「現代社會」、「世界文化」、「生命科學」、「物質科學」、「藝術生活」等科目，使學生獲得較完整的知識。
參、高等教育的改革
雖然國內已有五十八所大學與獨立學院，七十二所專科學校，大專院校在學人數多達六十八萬餘人，每年大專院校畢業生也超過十五萬人，但是繼續擴充高等教育機會的呼聲仍然高唱入雲。民間教育改革人士提出的四大訴求中有一點就是「廣設高中大學」，行政院教改會的諮議報告書也明確地建議高等教育要繼績增加，並對目前政府人力規劃的做法頗不以為然，認為「最好的作法是政府掌握公立學校部份，加以規劃，而讓私立學校部分自由調節，以適應社會的需要」。不過政府經建部門最近卻一再提醒，高學歷高失業率的情況將可能逐漸明顯，尤其是二、三年來海外學成歸國人數劇增，（去年多達六千五百餘人），漸見人才回流的可喜現象，所以建議抑制大學院校的擴充。此種認知上的差異一方面由於評估教育需要的不同角度──或自勞動市場的人力供需著眼，或從學生的生涯發展與自我實現的目標考慮；另一方面，過去對於高等教育機會似乎偏重在高中畢業生的升學機會，相對疏忽技職院校學生的意願與期望，尤其未針對終身教育的趨勢，考慮在職者的進修機會。從教育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明顯可以看出，今後大專院校學生的組成，在職者參加大學推廣教育與服務若干年後再返高等學府進修的學生所佔比例將會急速上昇，國內一直存在的「直達車」到底的制度應該逐步修正以利隨時上車下車，促使「學習社會」的實現。這一點正是教育部的報告書所強調，除了現階段大學部學生每年的增加率維持在百分之三，研究生每年成長百分之五外，同時預測本世紀結束前高中應屆畢業生的升學率將由目前的百分之五十七提昇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大學院校日間部聯招的錄取率亦將由目前百分之四十四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因為目前尚有六所公立院校、八所私立院校在籌備建校中，將於今後三、四年間絡續完成建校招生。至於技術學院，將由目前的六所增加為廿五所。
大學入學制度的改革一直是教育界及社會大眾普遍關切的課題，很多人將目前台灣地區教育的病根歸咎於大學聯招，且有不少教育改革人士對聯招制度抱持強烈排斥的態度；不過絕大多數人，包括抨擊聯招制度的學者，都不否認聯招是一種公平而具社會公信力的選擇學生方式，使人情關說無從施展。但是聯招作為一項入學方式是否合理，教育體制是否付出很高代價，看法則是見仁見智。無論如何，改革高中與大學入學考試制度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教育部輔導成立的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在大學院校支持下，正積極推展多元入學方案。這兩年試辦相當順利的推荐甄選方案，也普通受到各界的肯定；另一改革的構想「改良式聯招」亦如箭在弦上，（接近目前日本國立大學入學甄試制度）。在第一階段由大學考試中心舉辦類似學力鑑定的基礎科目測驗，每年可辦理兩、三次考試，學生以最感滿意的科目成績向大學提出申請；到第二階段則由各大學院校自訂甄試科目與甄選標準，可合併第一階段成績或專就第二階段甄試科目成績進行評量，作為核定入學的依據。
不過尚有部份學者，（包括行政院教改會若干委員）傾向美國大學的申請入學方式。有些人進一步主張兼採高中在校成績，或將「人格因素」（例如推荐信對申請入學學生的敘述）及學校辦學的特有理念（例如校友子弟依固定比例優先考慮、體育運動優異學生的特惠入學、對捐贈者子弟的優遇）列為入學評量的準據。明白地說，這種近乎美國大學招生方式的入學制度固然在矯正現行大學聯招單元標準（純以考試成績衡量）的缺失，亦在強調大學院校自身選擇學生的權利。目前的聯招制度只是分發學生入學，完全剝奪了大學選擇學生的權利。
存在於公私立大專院校間的資源差距是多年來國內高等教育發展的偏態；雖然就在學人數的比例言之，私立大學學生人數約佔全部大學生的百分之五十四，私立專科學校則高居百分之八十二。但是私立院校從政府部門獲得的教育資源卻相當有限，儘管邇來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專院校的經費迭有增加，迄今仍然未達學校歲入的百分之十五；另一方面，私立大專院校的學費標準卻平均為同類公立院校的二點九倍，因此，政府的學費政策已成為教育改革討論的重點。目前國內大學的學費究竟是高學費或低學費雖然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城市地區生活水準昂貴，特別是相當數目的學生租屋校外，家長負擔沉重，卻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國內學生貸款制度形之有年，略有績效，但是大專學生獲有獎助學金的人數與歐美大學相較，仍然偏低；教育補助費的發給只限於公教人員子弟亦嫌不足，這些因素突顯出目前的學費政策需要徹底的檢討，公私立院校間的收費標準差距必須縮短。最近除了不少社會團體呼籲政府對就讀私立學校學生發給教育代金以抵繳部份學費外，行政院教改會且公開主張政府應對私立院校在限量與限價上「鬆綁」。所請「限價的鬆綁」就是學費標準的自由化，由各校自訂收費標詳。惟不少私立院校對此持著相當保留的態度，認為在公立院校佔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開放學費的規範，可能掀起一場惡性的競爭，不少學校將無法生存。
校園民主是大學教育改革最時髦的主題，尤其是去（八十三）年元月新大學法公布後，大學院校要求自主權的聲浪充耳可聞，教育行政部門亦順應比一客觀環境所趨的大勢，修訂有關行政法規，落實「人事自主」、「課程自主」與「財務自主」。在人事自主方面，各大學院校以普遍採行學術行政主管的遴選制度，大學校長亦參據大學法的規定，依遴選程序產生。不過，這項新制施行未久，遴選制度應有的功能仍未充份展現；其中最受人詬議者為各校向校外公開求才的風氣仍未展間，加以遴選作業亦多忽略對候選人身分應保有的隱密性，以致部份學校出現派系運作而將若干選舉文化的劣質帶進校園，令人憂心。
在課程自主方面，大學各所系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均已分別交由各校自行訂定，共同必修科目的要求雖然存在，但是除了軍護課程與體育外只規範學科領域與科目時數，為各校保留相當充份的自主空間。
至於財務自主方面，下學年度起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與台灣工業技術學院等五所國立院校將率先試行校務基金制度，脫離國庫統收統支系統，各校亦將自籌部份歲入經費，（暫訂百分之二十）。如此一來，大學行政主管在經費的統籌運用上將享有更多彈性，預算編列亦將逐漸脫離一般公務預算體制，今後大學院校在財務管理上可望更重視行政績效與開源節流。
肆、教育改革的目標與做法
面對二十一世紀資訊社會的來臨，歐美國家莫不以前瞻的眼光，策劃教育改革的行動，東亞國家也不例外。日本早在一九八四年中曾根康弘擔任首相時期成立臨時教育審議會，以三年時間全面檢討日本各級教育存在的問題，並分四期發表審議報告書，就教育改革提出超過百項的建議。南韓政府亦於去（一九九四）年二月成立直隸金泳三總統的教育改革委員會，欲以四年時間研議包括兩項主要議題的改革方案：其一為改善劇烈競爭的入學考試及過熱的補習風氣；另一為培育廿一世紀資訊社會所需要的專業人才。我們國內教育改革幾乎已成全民的共識，無論政府或民間，學者專家、學校教師或學生家長，莫不體認當前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推究這種情勢的的形成，大致可歸納出五點原因：
一、客觀環境的大幅度變遷，使得僵硬的固有典章制度難以跟上時代的脈動；尤其是升學主義長期對中小學教育的牽制，扼殺年青一代的創新力，使得社會開放後的大眾再也無法容受這種脫節的情況。
二、一般教育消費者的權利意識逐漸萌櫱，大眾對教育品質的要求正從要「有」到要「好」的新階段轉型，教育消費者正積極爭取一些新權益，包括對子女所受教育方式的選擇權。
三、在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之後，教育自由化已是大勢所趨，難以阻遏；不僅是中央集權的舊有體制受到挑釁；大學自主的呼聲也甚囂塵上，教育行政上放鬆管制的訴求與日俱增，成為驅策教育改革的主要動力。
四、泛政治化的時勢已浸染教育園地，突顯出資源分配現狀的不盡合理性；許多具有政治企圖與意識型態濃厚的學界人士，毫不留情地攻擊既有體制，處心積慮地貶損現制的價值。
五、邇來青少年暴力案件層出不窮，校園安定亮起紅燈，隨著家長對學校教育滿意度的下降與社會對教育危機感的日增，教育改革被視為除舊佈新的必要手段。
教育改革不能沒有遠大的目標與崇高的理想，教育改革如果流於遷就現實的壓力，成為被動的、沒有原則的改革，將是非常危險而不負責任的做法。由於任何變革帶來的影響都是既深且遠，所以教育改革者自須戒慎恐懼，就改革行動的後果進行系統而周延的分析。行政院教改會的諮議報告書就曾強調：「教育改革不能輕舉妄動、率性而為；必須深思熟慮，謀而後行。」該會曾提出，當前國內的教育改革應以加強以下人格品質的培養為目標：
一、自律的道德情操；
二、自我瞭解的能力；
三、適應變遷的能力；
四、尊重他人的習慣；
五、關懷他人的情意；
六、革新創造的能力；
七、高尚的生活品味；
八、團體合作的精神；
九、民主法治的精神；
十、科學技術的知能；
十一、手腦並用的能力；
十二、終身學習的習慣；
十三、生態環境的關懷；
十四、開闊的世界觀點。
這些人文目標確是切中肯綮，同時顯示出教改革不僅是制度的調整，亦應兼顧教育內容的革新，以新體制來培養新的教育精神，塑造新的教育環境。所以教育改革通常包括學校改革，同時考慮如何透過新的教育倫理、教材教法與教學情境，帶動教育的質變。
當前政府推動的教育改革標揭如下五項目標：
第一、紓解升學壓力，消除升學主義的弊害；
第二、合理分配資源，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第三、引導教育自由化，實現校園民主化；
第四、提高教育品質，改善學校教學環境；
第五、宏揚人文精神，實踐三民主義教育理想。
雖然今日一般社會大眾對政府的教育改革往往抱持立竿見影的期待，教育行政部門的改革策略基本上仍然是穩健而漸進的。
首先，把握改革的方向、衡量配合的條件、分階段次第調整，而不必一次完成，以免造成現狀的失序；
其次，逐步調整教育主管部門與所監督教育機構的關係，包括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關係，以開拓更寬廣的自主空間；
第三，推動教育自由化的同時，兼顧社會公平，保障弱勢群體的教育機會。因為出身不利環境的家長對其子女的教育通常並不關心，且缺乏選擇的能力，往往淪為教育自由化的犧牲品；
第四，堅持政府對教育品質管制的責任，在缺乏足夠專業自律與有效評鑑條件下，不宜放手市場競爭以免損害教育消費者的權益；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考慮，確保校園的安定。因為沒有安定的校園，將沒有安定的社會，國家建設也必將受到影響，所有改革目標亦將俱成泡影。所以教育改革應該在充分把握的前提下進行，不能有「先試試看」的態度。
邇來社會輿論逐漸重視青少年心態與價值觀的轉變，成長中的新一代似乎較重權利的訴求而輕忽義務的實踐，關心個人感覺而相對缺乏社會意識與國家觀念，生活禮儀不受重視，師生關係趨於疏淡，校園文化正在變質，加以校園暴力事件頻傳，有心人士除了憂心忡忡外，不免殷切寄望教育改革能力挽狂瀾，扭轉正在離析的社會倫理體系。平心而論，當前社會問題的蔓延，教育體制漸與現實生活脫節，自應負起部分的責任；尤其是升學競爭壓力下，不少學子長期承受學習失敗的挫折，很容易將怨尤遷移為攻擊性的行動；而學校教師偏重升學課業的輔導而疏忽學生人格的陶冶，確是責無旁貸。不過吾人應當正視的是國內傳播媒體於兒童與青少年社會化的影響已足與學校教育分庭抗禮，況且家庭倫理關係正在解組，社會大環境亦在惡質化，使得教學效果事倍功半。在這種情形下，教育界的士氣更待提振。過去在很多討論教育改革的場合中，有些改革者對學校教師濫施撻伐，那些批評是否公平固待客觀的評估；但是教育改革的有效推動，必須獲得基層教育人員的充分認同與支持，如何喚起教育界同仁的自覺與使命戚，在各自崗位上貢獻心力，乃是推動教育改革的同時必須貫徹的課題。
以上報告，敬請
總統提示，並請各位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