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今天下午訪視「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除聽取主管單位行政院文建會相關簡報並致詞外，隨後前往參觀園區，包括象徵人權的白鴿廣場，以及記載當時人權發展歷程的汪希苓特區、兵舍、軍情局看守所、仁愛樓看守所、二期工程區、第一法庭及軍事法庭等地。
在參觀仁愛樓看守所時，總統特別登上二樓，實地瞭解當時為追求臺灣人權的前輩與先進們，在此付出的艱忍歲月與生活情況。總統仔細地觀看，並提出問題，在60號押房時，總統瀏覽了其內展示的「思想犯的獄中光影」，見證了台灣從威權到民主的歷程。
總統聽取簡報後致詞內容全文為：
今天我到這來，主要是幾個月前我看到「景美人權園區」，因為文建會初步決定比照早在95年就已經叫作「綠島文化園區」的名字，改稱「景美文化園區」之後引發了許多爭議。我剛開始以為原來在民進黨執政時稱為人權園區，而文建會改為文化園區，後來我發覺我錯了，因為原來早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就把綠島稱為「綠島文化園區」，也不叫人權園區，結果因為有部份人士，包括前文建會主委都出面說馬英九否定臺灣的人權歷史，我覺得有點奇怪，進一步瞭解之後才知道原來不是文建會把它改了，而是原來就稱為文化園區。但是我覺得稱為文化園區的許多地方，本身也可以有一個與文化有關的主題，例如這裏還是可以將之稱為人權文化園區，後來黃主委覺得此名稱很好，也提報到行政院，所以連同綠島，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將之稱為「綠島文化園區」，一起改為「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換句話說，這兩個園區成立的目的，都是在忠實地保存當時在這些地方有侵害人權的歷史與過程，將之忠實地保留下來，做為我們紀念反省的依據。這用意是很好的，因此我也非常支持這樣的作法。但在支持此作法之前，必須先說明名稱改來改去，文建會有一段是被冤枉的。
我覺得在此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歷史，才不會使得歷史上所犯的錯誤，造成的冤、假、錯案再度重演，這是最重要之處。這個地方，就我們瞭解，有好幾代的政治犯在此受到審判，甚至於被判處很重的刑，乃至於死刑，因此在這個地方，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個傷心之地。但在另一方面也因為如此，它特別具有一個回復歷史記憶的重要價值，否則那種反省的意義反而不是那麼明顯。所以我覺得此地規劃成立人權文化園區，是非常有正當性的。
其次，我個人對這些議題長期以來就相當關注，早在民國82年擔任法務部長時，就開始草擬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因此與許多家屬開始有一些交往及互動。後來在法務部時就開始與司法院一起修改刑事訴訟法，對於嫌犯被告的人權提供更多的保障，包括要求在檢察官偵訊過程中必須要全程錄音，或必要時全程錄影，並制定了通訊監察法，杜絕非法的監聽。各位也都記得，蘇建和3死刑犯也是在我任內暫時停止死刑的執行，並且提出了3次非常上訴，最後由當事人的律師提出再審，現在還在最高法院審判中。也因為這樣關係，我就任台北市長後，很積極地在80個分局與派出所內設立了現代化科學偵訊室，也就是有全程錄影設備，可以把嫌疑犯所有的聲音、說話記錄下來，而且是跳秒式的，不會被操弄，同時我們也有單面鏡，讓被害人可以指認加害人，這使得在台北市可以杜絕刑求，也是蘇建和案給我最大的感受。
我在競選總統期間提出了新世紀人權宣言，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杜絕違法的監聽、杜絕政治干預司法與媒體，我上任後都一一在落實。從前年到去年，向司法機關申請的監聽許可證、監聽票，不管是調查局或警政署，都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也使得我們希望杜絕違法監聽的努力，有了初步的成果。但是，還是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在去年，柏楊先生病重時我特別去看他，向他保證我所提出來的新世紀人權宣言一定會貫徹，所以我上任不久就大力推動，把中華民國在1967年已經簽署的兩項聯合國人權保障的公約，讓它通過批准，這個努力從去年12月10日的世界人權日開始，到今年的3月31日立法院通過，5月14日我在中外人士的見證下簽署了批准書，現在也透過友邦向聯合國秘書處存放，當然如我們所料，存放的動作是失敗了，但這並不妨礙將來我們將此兩公約變成國內法，因為在3月31日通過時，同時把它變成國內法，這點我在4月23日已經公布成為法律。將來這兩項人權保障公約已經是中華民國的法律，法務部會依據施行法的要求，在兩年之內把所有與這公約違背的國內法律與行政規則都將之修正或重新訂定，所以我們正在進行全面性、地毯式的人權法規修正，而此時把人權文化園區建立起來，我覺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過程中，我們必須廣徵各界的意見，其主題是人權，但呈現的方式應該符合文化園區應有的水準與內涵，如此在呈現上能夠贏得許多人的同情、瞭解並且發揮應有的效果。
我個人一向認為，在臺灣我們針對228事件及白色恐怖，這些年來所做的平反努力，非常具有價值，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都是非常值得驕傲的，也就是說臺灣人非常具有反省精神。它並不擔心把過去不當的事蹟留下來，而會造成當局的尷尬或者不快，因為我覺得面對歷史，我們必須就事論事，面對家屬，我們必須將心比心，這樣的作法符合我們60年來所開創的臺灣文化的核心價值。今年6月4日天安門事件20週年時，我發表一篇專文，一方面呼籲中共當局面對六四，不能迴避，因為迴避不可能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我也提供了228事件及白色恐怖臺灣的處理過程，如何讓這些事件，在政府採取一連串道歉、認錯、建碑與紀念館、恢復名譽以及訂定國定假日、並下半旗等努力，讓歷史的傷痕能逐漸恢復。我個人希望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建設過程當中能夠保留住這些價值，讓後人，我們的子孫能夠瞭解這些過程，然後才能夠保證這類事件不會再犯。因此我來這裏，覺得未來我們推廣人權教育時，此地應是個很好的場地。希望文建會在規劃及委外時，把這些原則掌握住，讓它真正能夠發揮人權歷史的保存及人權教育的推動，此兩個主要的目標，相信如果能夠做好，對於臺灣人權的發展，不但能夠與世界接軌，甚至能做其他地區的借鏡，應該是很值得我們努力的方向。
今天到此，希望把對這些議題的關心表達出來，並且確實地落實在其建設與經營方面，最後希望此工作能順利成功，祝福大家。
在參觀並實地瞭解園區規劃情形與進度後，總統作出以下裁示：
我剛才大概看了一下園區的狀況。文建會在去年11月開始進駐，至今6個多月時間，有了些初步的構想。關於名稱的部份，行政院已經核定，採取「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名字，同時綠島也改以人權文化園區的名稱，將園區的定性確立下來。基本上我認為此園區見證了臺灣從威權到民主的歷程，具有人權的歷史意義，應該妥善的保存，做為臺灣民主化及轉型正義一個良好的教材，因為此部份是臺灣處理類似事件很值得驕傲的一段過程，尤其是像我們剛看過的那些舍房，裏面的名字包括像呂前副總統、高雄的陳菊市長過去都曾在此被收押，都是因為美麗島事件。但這事件發生了21年後，原來的階下囚變成了國家的副元首，這個轉變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了臺灣從威權到民主，一個非常戲劇化的過程。最近有些外國朋友來，提到這點也覺得是我們很寶貴的一段歷史，我們應該妥善的保存，並且讓我們的子孫能夠瞭解。
其次，從規劃角度來看，一方面保存人權的歷史，一方面又有一些空間原來不是做為舍房或法庭，亦可善加利用。我們看到在文建會接管前，有一棟原來的運動場所，將之變成練舞的地方，雲門舞集就曾使用這個地方，而且表達高度滿意。將來如何朝藝文發展的趨勢，與原本保存人權歷史的設立目的，彼此相融而不相互干擾，是很嚴肅的課題。因此我希望在規劃過程中，本著人權文化園區的精神，如何能把受難者家屬，以及其他可能使用此園區者的權益，做一適當折衷，是文建會很大的挑戰。
第三點，未來園區經營時應注意到幾個原則，第一、一定要重視受難者及其親人的感受，我們在此要彰顯人權保障的核心價值，現在不論在朝在野，在人權保障方面應該都有高度的重視，所以我上任之後，把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所提出但無法通過的兩個聯合國人權公約變成國內法，將來在臺灣人權發展史上應該是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們敢於、有信心與世界人權來接軌。我剛也說，面對歷史要就事論事，這是一個誠實的態度，面對家屬要將心比心，這是一個同情的態度。同情不是憐憫，而是認同與瞭解他的感受，所以我們可以把誠實與同情的理念結合起來，在規劃時納入構想中。第二，與關心園區的社會團體溝通，達成共識與互信，就像有些藝文團體，對於此場所非常有興趣，因為距離台北市近，相對費用較節省，而這些藝文團體也都在生存邊緣，有其需要，這也是文建會一路走來輔導的團體，如何能夠利用空間照顧他們權益，就我所瞭解，有些是在文建會接管前就開始了，包括林懷民先生的雲門舞集所使用的那個場所，那時就建好了，可見這也是當時的政府可以容許的理念，不是我們執政之後才開始的。第三、將來規劃時一定要找真正的專家來規劃經營，之所以強調要找真正的專家，是指此規劃工作不簡單，因為需考慮到許多可能不一定完全相容的理念，此期間就需做很多的折衷與討論，必需要有耐心與智慧。所以這三點，第一是重視受難者及其親人感受，第二是與關心園區發展的團體，包括藝文團體達成共識，第三是延攬真正的專家，並且尊重專業，在園區的規劃及經營方面，達到專業水準。
最後，關於人權教育區，固然資料蒐集的範圍是有關過去在戒嚴時期或以後所有有關人權的史料，希望都能完整保存，並且清楚地展示出來，我強調任何史料都得保持其原狀，就是原狀呈現，不管它是否有批評現在的政府，這都不是我們關切的項目。剛才有人說他們裏面有的主張獨立建國，我說這是言論自由，又何妨？把它真實呈現就好。因為我們只是還原歷史真相，還原歷史原來的場景，這不代表我們的看法，所以沒有問題。此方面我個人有相當多的經驗，我擔任台北市長8年，台北市228紀念館，我接手時它才成立一年多，可以說成立10多年來都是台北市政府所管，過去的設計我完全沒有動，讓它原樣呈現，後來我們辦的展覽，包括邀請家屬，像張七郎先生的後裔辦理張七郎先生特展，他本來不肯，我們商量很久，他提出一個條件，不可動其中任何一個字，我說當然沒問題，完全照他的，當然他將國民黨政府修理得很厲害，但這又何妨？他家中三人罹難，這種長期的痛苦不是我們能夠瞭解，我們應該尊重他的感受，但即使如此，當展覽時，張七郎先生的家屬還是不敢來看，怕發生事情，他們住在花蓮鳳林鄉，可以想像長時間的痛苦，使他對政府極度不相信，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在台北展覽後搬到花蓮展覽，在他家旁邊展覽，讓他有機會可以看到，這點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因為我們不但不改一個字讓他辦展，而且辦完後繼續到花蓮辦，而且我說如果其他地方願意的話，一樣可以繼續辦。這是個事實、歷史，我們誠懇地面對，不需要做任何掩飾，也不需做任何解釋，就讓觀眾自己去判斷，我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當然在辦這種展覽時，也要有一定的文化與藝術的水準，要比較細緻，不要太粗糙。這是我們把它界定為文化園區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說有些地方需要戴上一個文化與藝術的角度，會使得呈現時被觀眾所接受。
總而言之，我想一方面歷史上發生這些事情，對許多人來講是一種很大的不幸，我們當然希望它根本沒有發生，但它既然發生了，提供了一個非常豐富的教材，讓我們記取歷史的教訓，以後不要再重現，此歷史教育意義又具有非常崇高的價值。所以我想我們儘量收集這方面的史實，然後很忠實地、原汁原味地將之呈現出來，作為人權教育重要一環。
另一方面，關於藝術展演區如何與人權教育區相融，要好好地規劃思考，剛才管理處已提出教育活動區佔全區百分之58，藝術展演區為百分之34，休閒服務區佔百分之8，絕大部分是教育活動區，佔將近6成，如何找出適當的方法，是頗大的挑戰，希望文建會能審慎以赴，規劃出一個成功的園區。我個人在以色列參觀過猶太人流亡博物館，看了非常感動。這些人權園區不一定沒人看，如果把它規劃得很好、用文化藝術的角度作規劃，還是會有很高的展覽價值，就看怎麼做。所以我希望在此方面，文建會能更費心些，找出一個能夠展覽、教育的方法，是我們最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