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總統府

　　馬英九總統日前接受日本「世界雜誌」總編輯岡本厚專訪，專訪內容已於今日在該雜誌刊出。
　　專訪問答全文為：
　　問：在總統公務繁忙之際，有機會接受日本「世界雜誌」專訪，個人首先表示感激之意，同時也深感榮幸。
　　這幾天看到美國共和黨提名大會，相信美國十一月份的總統大選，也很有可能政黨輪替；日本部分，相信總統也非常清楚，福田首相突然宣布辭職，讓日本各界非常震驚，甚至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議，或許日本政權也會有非常大幅度的變動。
　　今天的專訪預定在10月8日刊登，希望能就日本和台灣的關係，以及中國跟台灣的關係就教總統，也相信此時進行這個專訪，應該是非常好的一個時機。
　　總統：非常高興岡本先生代表日本「世界雜誌」來進行專訪，我在就任之後，只要是日本媒體要求訪問，我幾乎全部答應，因為我認為有必要瞭解更多日本媒體關切的話題，我也願意讓日本媒體更瞭解我們，讓日本的國民及政治人物更瞭解我們。所以應該是由我來致謝，感謝岡本先生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透過貴刊跟日本的讀者進行對話。
　　問：北京奧運已經順利舉行完畢，相信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在舉辦奧運的過程中，雖然也有些許風風雨雨，有時其態度也蠻強硬的，不過就整體而言，中國也向世界展現了作為大國的風範，對於中國這將近120年的歷史而言，在東亞地區遭受到戰亂、半殖民地化的歷史、甚至是內戰造成國內的分離等等苦難，而近1/4世紀以來，中國呈現的是和平、繁榮。在朝鮮半島方面，南北韓也嘗試要進行和解；此外兩岸關係在總統就任之後，也明顯邁向和平安定，所以在東亞地區現在呈現的是一個讓人可以期待、懷抱希望的景象。
　　第一個問題就教於總統是有關日本跟台灣的關係，在總統就任後沒多久，6月份左右，就發生台灣的海釣船聯合號在釣魚台（日本叫做尖閣諸島）跟日本公務船擦撞、沈沒的事件，個人也知道總統在年輕時代也主張中華民國擁有釣魚台主權，並且採取比較強硬的主張，並有「保釣健將」的封號，總統在哈佛就學時，寫的論文也跟釣魚台有關，甚至聯合號事件也讓台灣國內有一陣子瀰漫著「不惜一戰」的論調，就6月份聯合號在釣魚台跟日本公務船擦撞沈沒的事件所引起的台日緊張關係，請問總統評價為何？
　　總統：我想分兩個部分來看，第一個是有關聯合號事件的處理，其次是有關釣魚台主權問題應如何解決。
　　首先，關於聯合號在6月10日被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船艦撞沈，因為海上保安廳的船超過1000噸，聯合號只有50噸，聯合號被撞沈之後，幸好人員均無傷亡。這個案子發生之後，台灣內部可說是群情激憤，因此要求政府採取強硬措施，不過我們政府的態度，當然一方面重申對釣魚台的主權，二方面要求日方儘快放人，那時船長還在那霸，我們提出「放人、道歉、賠償」這個要求後，日本首相也在媒體上呼籲，希望我們冷靜和平地處理，當時我也回應了，我們願意冷靜和平地處理，日本也很快地對我們的要求作出善意的回應，一方面放人，二方面道歉，同時也開始進行賠償的談判。後續就沒有再出現衝突的情形，而且事件發生大約10天以後，日本外相在電視上公開肯定我們處理聯合號事件的作法，我們也對日本的善意表示肯定。所以，這個事件在雙方高層都有共識的情況下，很快地就和平解決，我們覺得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難得的經驗，而雙方能夠在此議題上達成共識，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說，聯合號跟後來全家福號事件的處理，我的感覺是，雙方高層的互信，不但沒有受到傷害，而且更為堅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雙方應該儘快地就釣魚台的問題進行處理。我們都知道這問題處理起來並不容易，因為雙方都堅持對這個島嶼擁有主權，但是從世界各國處理類似問題的態度來看，如果無法用司法解決，也無法用談判解決，最好的辦法就是雙方同時擱置主權爭議，就漁權來進行商談，能夠做到共同使用、共享資源，應該至少可以讓這個問題得到部分的解決。至於將來何時可以解決主權的問題，可以等到時機成熟時再來討論。
　　剛剛提到我年輕時是一個「保釣健將」，也曾經拿這個題目當作學術論文的主題，這都是對的，但是很多日本人只知道這麼多，就把我歸類為「反日派」，如果說岡本先生有機會看看我的書就會瞭解，我的書裡也是主張要用和平理性的方式來解決爭議，而我所提出來的解決方式，跟剛剛我所講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另外要補充一點，聯合號事件能夠這麼快落幕，跟我兩年前七月份時訪問日本，和福田眾議員有過一番長談，我覺得有很大的關係。福田先生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具有國際觀，而且是非常理性跟睿智的領袖。
　　問：日本跟台灣雖然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在經濟、觀光、人員互訪與交流可以說非常頻密，不知道總統如何評價目前的台日關係？台灣對日政策基本構想又是如何？總統是否希望日本改善台日關係？
　　總統：我覺得台灣跟日本具有非常特殊的關係，一方面地理距離很短，二方面貿易與人員往來很密切，去年雙方貿易額達到618億美元，日本是我們第二大貿易伙伴，我們也是日本第4大貿易伙伴。雙方去年觀光客，台灣到日本有130萬人次之多，日本到台灣有將近120萬人次，加起來超過250萬人次，這也是歷史新高，台日之間從來沒有這麼多人往來過。日本和台灣在文化交流上也十分密切，台灣去日本留學的學生非常多，日本來台灣的留學生也很多，我覺得，雙方除了在貿易往來、文化教育之外，過去在安全方面也有許多地方合作非常密切，因此我認為，台灣跟日本是一種特別的夥伴關係。
　　換言之，我們有共同的價值，我們都主張民主、自由、法治，另一方面我們都願意為維護東亞安全共同努力，因此我們對於日美安保條約，基本上是支持的。
　　而且我們最近跟中國大陸改善關係，也是希望能夠減少台灣海峽未來對東亞地區安全所造成的威脅，也就是說，我們的目標是降低海峽的緊張跟衝突，最好將來變成和平的大道，而不是武力的戰場。這些作法對海峽兩岸都有很大的幫助，日本也會受益。我可以想像，有一個北韓，日本已經夠頭痛了，絕對不希望台灣海峽還有任何狀況出現。我再強調一次，日本跟台灣是一個特別的夥伴關係。
　　我常常覺得，過去兩年雙方實施免簽證之後，觀光人數立刻增加，有機會的話，如能簽訂台日自由貿易協定，以我們對日本的貿易地位而言，對雙方應該都是有利的。正如我剛剛所說，日本是我們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我們是日本第四大貿易夥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一定能在關稅降低、減免之後，增加雙方的貿易額。
　　我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要跟理念相同的國家擴大合作，我們和日本在自由經濟、民主法治、人權保障這些理念上非常接近，所以應該更進一步加強雙方的關係。
　　問：有關日台關係的部分，最後再請教總統一個問題。剛剛總統在談話中提到，部分日本人士為總統貼上一個「反日」標籤，總統也提出了相關的說明。
　　另外，總統在擔任國民黨主席時，當時在中央黨部張貼抗日英雄的肖像，高金素梅女士赴東京反對犧牲的高砂族烈士奉祀在靖國神社的事件中，總統也發表聲援的言論。事實上個人也曾採訪高金素梅女士，的確有部分日本人士認為總統是「反日派」。此外，台灣有部分人士也認為，過往日本在殖民統治台灣時期也有很多苛政。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這段歷史，總統的評價及看法如何？
　　總統：這裡提到的幾項事情，我一樣一樣來說明。第一，有關靖國神社參拜的問題，相信岡本先生很清楚，這個問題在日本內部也有很大的爭議，換言之，這不光是台灣跟日本看法不同，這問題在日本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覺得很難說「贊成」、「反對」就是「反日」或「親日」，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日本政治人物也不贊成參拜。記得我在2001年時曾經訪問過福岡，離開那天剛好就是8月15日，也發生參拜的問題。當時我看到英文的日本時報一篇社論，覺得它講得非常有道理，這議題其實不是「日本」跟「非日本」的問題，在日本內部確實是有不同的看法。
　　另外，關於高金素梅女士，她是一位原住民立委，很多問題站在原住民立場上發言，對於保障原住民權益，確實是有一定的貢獻。她不是國民黨員，但我對她某些維護原住民權益的作法，過去確實寫過文章支持她。
　　其次，有關我在黨主席任內時，中央黨部外牆放了大幅的歷史人物照片，大家看到，以為都是反日的，其實不然，有些是，有些不是。譬如胡適之，胡適之曾擔任我們中央研究院的院長，是當代中國一位非常出名的自由主義者；又譬如說張我軍，他是一位文學家，在海峽兩岸都非常受到重視，尤其在台灣被譽為「台灣文學之父」；當然也有蔣渭水，蔣渭水一般人把他看成抗日份子、反日份子，但是他對台灣社會、文化的改造，我們認為其貢獻並不亞於反日抗日的部分，所以有時候不能一概而論。
　　就像我所寫有關釣魚台的書，光寫書這點就被認為是反日份子，但如果大家看了我的書就知道，我的立場基本上不是這麼強烈，而且提出來的都是和平解決的方案。
　　其實我那次的構想，主要是要把台灣跟國民黨作一個連結，過去，國民黨早在1949年來台之前，就跟台灣有很多聯繫，這段歷史，因為過去的戒嚴時期，沒能充分發掘，我當時是希望這段歷史可以充分發掘出來，因為當時在戒嚴時期有很多顧忌，現在沒有這些顧忌了，就把歷史還原，主要是要連結台灣跟國民黨。所以重點倒不是反日，而是國民黨跟台灣的連結。
　　剛才，岡本先生問到我對日本統治台灣的過去有什麼看法，我們都知道日本過去因為發動戰爭，所以對東亞、乃至於東南亞都留下了很多殖民、侵略的歷史，這段歷史，日本的朋友也有勇氣來面對，我們注意到，10多年前，就是1995年時，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曾經就此問題發表談話，他的話我聽了頗為感動。
　　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在日本統治台灣的過程中，也有一些讓台灣人很感激的日本人，比如說，像八田與一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他花了10年的時間完成了嘉南大圳，為嘉南地區農民帶來很大福利，把旱田變成水田，讓水稻生產增加了2-3倍，這種貢獻到今天為止，台灣農民依然十分感念。
　　所以我在競選時及當選後，曾經兩次南下台南，到他的紀念館向他的銅像致敬，而且第二次，八田先生的家屬、他的孫子、孫女都來了，我們一起閒話家常，他們也都很高興台灣新的總統當選人，願意對這位對台灣有貢獻的日本人表達尊敬之意。八田與一先生，比較特殊的是，他信奉佛教，教派為「真佛宗」，真佛宗有個特色是眾生平等，他不歧視台灣人，這點是他最受台灣農民感念之處。我個人看這50年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我們的態度是就事論事，對台灣具有貢獻的可以給予肯定，但若屬於侵略或殖民的，我們也會批判，我覺得用這種態度面對歷史，應該是健康、並且能得到大家共識的一種態度。
　　我個人感覺到，我們也用同樣的標準來看待國民黨在台灣的50年統治。像1947年的228事件、1950年代初期的白色恐怖事件，個人在任職國民黨主席期間，曾多次向家屬表達歉意，並且安慰他們，向他們認錯。所以我採取的標準，不論是對日本人、對自己人、或是對大陸，我們的態度是一樣的。我個人的看法：對歷史的錯誤願意承認、願意道歉，才有改革的勇氣，也才能使歷史不再重演。
　　問：接下來想請教總統有關兩岸關係的部分。總統接受墨西哥媒體專訪時曾提到，總統在就任後兩岸關係包括週末包機直航以及大陸觀光客來台、對台灣企業投資大陸的上限也採取更加鬆綁的措施，甚至在這段期間，包括國民黨吳主席也到中國大陸訪問，總統想要改善與對中國大陸關係的企圖十分明顯。請問總統在推動改善兩岸關係政策時，主要想達成的目標為何？
　　總統：我們上任之後，就開始推動兩岸關係的改善，我們的原則是「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我們改善跟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主要還是基於台灣因應全球化的一環，在過程中我們也很審慎，都是經過謹慎考慮之後才推動的。主要是因為兩岸關係從1987年起開放探親以來，已經發展到一個階段，不能不採取這些措施，否則我們就跟不上時代的腳步。譬如說，我們跟大陸的貿易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大陸變成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我們跟大陸的人員往來，去年已經達到490萬人次，可是雙方一直到今年七月之前，都還沒有定期的直航班機，這對許多人而言，不僅是不方便，而且是難以想像的事情。比如說我們和日本，日本是我們第二大貿易夥伴，貿易總額達618億美元，台灣跟日本每週有253航班，這些是班機，但我們跟大陸，除了節日有少數幾班包機，完全沒有定期的包機，使得台北到上海要花上7個小時。請岡本先生試想，從東京到台北本來只要3小時，但要求你一定要經過新加坡才能過來，那會是什麼局面。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把經貿關係正常化，然後進一步緩和雙方在國際上的摩擦，讓台灣能夠得到合理的國際空間，最後我們希望跟大陸簽訂和平協定，終止兩岸的敵對狀態，讓台灣海峽真正變成和平、繁榮的大道。
　　問：李前總統曾經主張台灣跟中國大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謂的「兩國論」，陳前總統提出台灣跟大陸是「一邊一國」，總統對這兩個言論有不同的看法，都予以否定。總統在接受墨西哥媒體訪問時，也曾經提到過台灣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屬於「一個中國」的架構。請問總統對這個部分的主張，是否和兩位前總統的主張有很明顯的不同？
　　總統：因為中華民國憲法裡面規定了「自由地區」和「大陸地區」這樣的概念，中華民國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就憲法而言，中國大陸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因此我們在法理上無法承認在中華民國領土上還有另外一個國家的存在，儘管在事實上我們必須要打交道。我想中國大陸也是如此，也不可能承認我們，這不是我們主觀上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的。
　　像陳前總統說「一邊一國」，這樣一個作法並沒有為台灣帶來多少尊嚴，相反地，會造成我們跟美國、跟大陸的關係同時遭遇到困難。我們現在的作法是根據憲法、根據法律來的，有其依據，同時我們自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完全不受影響。我覺得這樣的作法比較能保護台灣的權益。但是在台灣有少數人他們不瞭解，覺得這樣做有損我們的尊嚴，這是非常大的誤解。中華民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一點我們一再盡全力來維護，像我們現在加強跟邦交國的聯繫，也是從同樣的考量出發。事實上，這樣的定位是李前總統主導修憲時放進去的條文，我是根據這個來設定的。
　　事實上，我方雖然需要跟中國大陸交往，但我們在法理上並不承認中國大陸為一個國家，因此，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大部分為現實所需。在憲法規定上，並不承認中國大陸為一個國家，無法適用與其他國家保持關係之法律架構，大陸方面亦然，因此我們必須特別說明，我們認為目前兩岸關係是現實關係，很多問題必須擱置爭議面對現實，否則雙方無法改善關係。
　　問：閣下過去曾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紀念日等發表聲明，今日閣下對中國大陸之未來有何看法？中國大陸已成為全球經濟均無法忽視之經濟大國，日本和韓國也需要中國大陸之配合以確保其經濟順利運作。雖亦有擔心台灣被中國大陸「鯨吞蠶食」之意見，閣下認為如與中國大陸關係改善，台灣將能獲得什麼利益？
　　總統：首先，我認為從最近一些事件中，可以看到中國大陸過去30年所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取得一定成果。以今年五月間四川震災為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轉變：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及對台灣救援工作的肯定。這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大不相同。
　　1976年沒有人知道唐山發生什麼事。數以萬計民眾喪生，但地震發生後沒有一絲消息傳出，且外援亦遭阻撓。我記得當時台灣試圖透過空飄氣球運送糧食及其他物資至中國大陸，但這些氣球卻遭大陸戰機射下。
　　但這次四川地震，與過去相較起來，中國大陸對整個過程變得相對透明，而且他們願意接受外國救援小組進入。但這與1976年中國大陸的行徑相較，已有相當大之改變。我認為，這是值得鼓舞的現象。
　　此外，中國大陸在今年8月也已順利舉辦「北京奧運」，有來自各國選手、觀眾及全世界媒體的參與及見證，讓世界更能深入瞭解中國大陸。
　　我希望中國大陸能持續開放，使決策過程更為透明，我認為這將有助於改善兩岸關係及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關係。我們也期待，中國大陸有朝一日能夠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長久和平發展創造條件。
　　其次，台灣可以從兩岸關係的改善中獲得什麼？面對新興力量的崛起，我們不可能不去注意，像所謂的「金磚四國」便包括了中國大陸。經濟上要如何讓雙方同蒙其利，對國家領導人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新政府希望未來在兩岸問題上，能將威脅極小化，將機會極大化，因此在上任之後展開一系列鬆綁開放的政策，包括：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來台、週末包機直航、開放銀行兌換人民幣等措施。
　　過去三個多月以來，兩岸關係發展比過去8年來得快速，這些開放政策常遭部分人士誤解為「向中國大陸傾斜」，實際上是因為過去8年進展緩慢、甚至毫無進展，兩相比較所致。因為台灣在過去已經向全世界開放，唯獨對大陸仍然多有限制。然而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台灣的最大貿易夥伴，由此可見，即使政府再怎麼限制台灣資金到大陸投資，實際上要去的企業早就過去了。我要強調的是，這些看起來是針對中國大陸開放的政策，實際上是將過去台灣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針對中國大陸的限制予以解禁罷了。
　　這些對中國大陸開放和鬆綁的政策，實際上與台灣必須要與國際接軌相關。現在我們看到，因為開放的關係，去大陸投資賺錢的廠商，現在比較願意考慮回台灣。此外，當我們這樣做了之後，國際社會很自然會感覺到台灣和以前不同，而願意把台灣當作一個「區域的跳板」（regional springboard），而不只是一個「地方性市場」（local market），包括美國商會、歐洲商會都是這樣認為。他們會願意把台灣定位為他們的區域營運中心，因為這裡比較方便--以前去一趟上海要6、7個小時，但現在不一樣了。
　　我相信，當台灣有更自由化、更國際化的投資環境，自然會吸引跨國企業來台投資，也讓更多台商願意回國投資，幫助台灣與全球市場連結，我們愈來愈有機會實踐這樣的目標。
　　問：閣下在總統任期內是否可能與胡錦濤主席會面？閣下是否會尋求與胡錦濤主席會面？
　　總統：目前尚無此計畫。我認為兩岸當務之急，是讓海基會和海協會發揮功能，展開協商。若我們能夠做到這點，許多問題將迎刃而解。儘管目前兩岸互動發展已有所進展，台海緊張情勢已漸趨緩和，但距離兩岸關係正常化仍有一段長路要走。我認為兩岸關係應該循序漸進，首先是經貿方面的正常化，繼之是台灣國際空間的問題，然後再討論簽署和平協議。至於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問題，不是當務之急。
　　問：自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後，台灣已歷經蔣介石總統、嚴家淦總統、蔣經國總統、李登輝總統及陳水扁總統等5位總統。請教閣下對於這5位總統之評價為何？
　　總統：對於幾位前總統，我基本上沿用一致的標準來看待，就是就事論事，對台灣有貢獻的絕對要加以肯定，但若有做得不夠或甚至是違法失職者，也應該要批評。
　　故總統蔣中正先生有「光復台灣、保衛台灣與建設台灣」三大貢獻，整體而言「瑕不掩瑜、功大於過」。故總統嚴家淦先生任內社會秩序穩定，對日後台灣經濟發展亦有貢獻。故總統蔣經國先生重視經濟、民生、勤政愛民，至今仍受到多數台灣民眾懷念與肯定，他並在任內決定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報禁，對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他也允許民眾赴大陸探親，為兩岸關係帶來深遠的影響。
　　至於李前總統，我曾在他任期內擔任法務部長，大選後也曾拜訪他請益執政心得，他再三強調政府一定要清廉，這與我的施政理念一致。此外，李前總統跟日本的淵源非常深，在日本也有很好的聲望，我們去拜會他的時候，他也表示願意就台日關係方面提供協助，這一點我們都非常感謝。事實上他已經開始這樣做了，譬如說我們在5月20日就職的時候，日本來了一個很龐大的祝賀團，我還沒有請客，李前總統就已經先請了，包括像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Ishihara Shintaro)、橫濱市市長中田宏(Nakada Hiroshi)都跟他很熟，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會扮演起這樣的角色。我們與李前總統在增進台灣跟日本關係的看法是一致的。
　　至於陳前總統，我們的確在許多政策方向上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外交政策及經濟政策。在外交方面，陳前總統採取「烽火外交」與「金援外交」，不僅邦交國數目減少六個，無邦交國家中的重要國家與台灣之互信也受到相當衝擊，我國在這些國家心目中，似乎成為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而這八年來，台灣參與外交活動特別困難，也開始呈現負面之國際形象。因此，我們上任之後，重新強調我國應該成為和平締造者（peace maker），並強調今後將以「活路外交」為我外交基本策略。
　　在經濟戰略方面，陳前總統對中國大陸市場採取鎖國政策，並採取許多管制措施，使得台灣競爭力退步，無法吸引資金回流，且造成台灣資金流出高達新台幣5兆元。未來我們將減少不必要之限制，檢討所得稅稅率與稅制，期使台灣成為「全球的創新中心」、「亞太的經貿樞紐」以及「台商的營運總部」。
　　在清廉政府方面，這五位總統當中，以陳前總統任內高官涉貪的比例最高，他本人也因國務機要費案與涉嫌洗錢而被偵查，這是他與四位前任總統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