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總統府

　　馬英九總統日前接受遠見雜誌專訪，訪談內容已於今日刊出。
　　總統接受專訪問答全文為：
　　問：您剛從中南美洲結束訪問返國。在新政府上任後，您談論的是「活路外交」，此行訪問也可看見您一直推動這樣的思維與理念，您如何評估此行訪問對於「活路外交」的反應？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總統：不僅達到預期目標，也超過了我們的預期。最主要的就是此次出訪，在「活路外交」的構想中，我們用更彈性、更務實的方式維護國家利益與尊嚴，此行可以說都達成了目標。
　　這次出訪主要是參加巴拉圭與多明尼加兩國總統就職典禮，當然就是為了維護既有的外交關係，這個目的已經達到，途中在巴拿馬過境時，與巴拿馬總統杜里荷相談甚歡，他在美國多年，因此我們交談不需透過西班牙文的傳譯人員，就可以直接以英語交談，就在包機加油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當中，我們談得非常愉快，另外我與巴拉圭總統盧戈及多明尼加總統費南德斯的會談也是如此。
　　我此次出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第一，告訴友邦我們希望鞏固邦誼，所有現行的計畫都會繼續進行，外界有人覺得我是否去灑錢，但我們沒有增加一毛錢，完全沒有談錢。
　　像在多明尼加，他們希望我方協助擴展科技園區，我說「那你問對人了」，因為我在市長任內推動的「南港軟體園區」與「內湖軟體園區」，由於擔任地方首長的緣故，從最基本到最高層的工作都有參與，我三個月去一次，座談會二天各開了十場，因此大小細節我大概都知道，我跟他說我們這裡有三種模式，你需要哪一種？如果你要派人來考察，我提到科技園區是一種、南港園區是一種、內湖園區是一種。
　　一個內湖園區的營收是800多億美金，他一聽很吃驚，沒想到會有這麼高的金額，換算台幣是2兆5千億元，我也告訴他，我們有幾個方案可以做，他非常有興趣，我說口說無憑，以後兩國可以每年召開一次經濟合作會議，今年在台灣舉辦，明年在多明尼加舉辦，一方面檢討過去，看看雙方的合作計畫是否如期如質推動，再者就是前瞻未來，看看是否還要推動其他計畫。
　　我想我的出訪就是要推動這些工作，而且要為我們的外交人員打氣，告訴他們政府推動「活路外交」，包括兩岸外交休兵，不再在對方的邦交國進行挖角、爭取外交關係，或與他們建交。這樣的話，我們的外交人員能在一個比較正常的情況下鞏固邦誼，否則我們的時間、精力都浪費在惡性競爭，不但未能替國家爭取榮譽，反而產生負面效應，被外界認為進行「支票簿外交」，將來政府也會訂定一套辦法，就是說對外援助有其必要，倒不是為了爭取邦誼，而是作為一個新興工業國家對於國際社會的責任。
　　當日本與荷蘭的國民所得與我國現在相同、約17000-18000美元之際，兩國對外援助都以聯合國所訂的GDP的0.7%作為標準；倘若以這個標準來看，台灣目前的援助僅是GDP的0.15%，因此還差得蠻遠的。但是，因為我國GDP的0.15%外援對象主要是23個邦交國，對於無邦交國家當然就不會進行援助，所以接受我國援助的國家，以量而言並不算太少。
　　現在的援外工作，國內好像有一種聲音認為，我們不要去援助他們，應該把錢留在國內供給營養午餐。這種想法可以理解，但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為什麼呢？因為除非一個國家不要外交，而且按照這樣的說法，就乾脆把外交部撤了、國防部撤了，所有的錢都拿來做營養午餐，這是說不通的。
　　一個國家有各種不同的需求，外交與國防都很重要。因此，既然要做的話，就要有一套做法，我們現在的做法就可以達到我們的目標，一方面邦交可以鞏固，另外與無邦交國家的關係也可以增進，我們此行出訪見到6位邦交國總統，由時間順序來說分別是：巴拿馬、巴拉圭、宏都拉斯、海地、薩爾瓦多與多明尼加，再加上瓜地馬拉副總統。
　　其中瓜地馬拉副總統艾斯巴達(Rafael Espada)在美國擔任了37年的醫師工作，英語也非常流利，和我一起乘坐包機前往多明尼加。他在包機上看了一本書Forgotten Continent，這是《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編輯Michael Reid 所寫的，作者是一位中南美洲的專家，這本書就是專門寫中南美洲的，艾斯巴達副總統拿給我看，也說這本書寫得很好，後來我在舊金山也買了一本帶回來在飛機上閱讀，這本書確實寫得很好，既有學術性又有新聞性，所以此行與友邦元首都談得非常愉快，另外也見了8個無邦交國的總統，我就不點名了。

　　問：中共有打壓嗎？您這麼放心他們與中共建立實質關係？
　　總統：因為我們說過，我們不去挖他們的邦交國，在國際場合見面是很正常的，我並沒有說建交，僅僅聊聊天、交換意見，這是很正常的。

　　問：總統提到我們不去挖他們的邦交國，可是您認為兩岸現在有形成對方不來挖我們邦交國的默契嗎？
　　總統：這需要看對方有無善意。因為大陸的作風是，他們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會宣佈，例如這次的奧運，我們認為在大陸舉行奧運，對於我們的稱呼一律要用「中華台北」，過去在1989年有一個「香港協議」，就是在有關奧運場合用「中華台北」，奧運場合之外則不限制，所以在雪梨奧運與雅典奧運，他們在奧運的時候都稱呼我們為「中華台北」，奧運之外都稱「中國台北」。
　　這次他們本來想沿用過去的例子，但是引起台灣很大的反彈，後來他們也接受了，都用「中華台北」，但他們有沒有宣布？沒有宣布，要如何得知呢？看新華社發稿內容就可以知道了，這就是他們的作風。

　　問：如果只有我方休兵，對方並無休兵之意，這樣做是否讓我方在外交關係上處於被動？
　　總統：不會。如果對方不休兵，很快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就恢復「交兵」，所以有些人覺得我們是一廂情願，但這不是一廂情願，當然是「兩廂情願」。

　　問：外交與兩岸有很大的關連，「活路外交」應是基於兩岸互信的架構，有關「兩岸互信」方面，國外媒體也詢及這個問題，您對兩岸互信的信心有多大？
　　總統：這是常常有人問的問題，好像覺得要一步登天，雙方變成肝膽相照，這不太可能，一定是一步一步來，例如像兩岸週末包機，我們5月20日上任，7月4日就通了，很多人想不到，但我們做到了，就是因為有互信，不然怎麼能做得到呢？6月13日就已經談出來了，所以很多事情只要願意做就很快。
　　像這次過境美國，我根本沒有要求要從美國東岸過境，一開始我就說明只是單純過境，馬上就把問題解決了，他們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美方也沒有話說，那這樣就有互信，第一個我不做「出口轉內銷」，第二我不利用機會大肆進行其他活動，我並不需要，因為我們與美方的溝通管道相當暢通，我不需要特別跑出去做什麼事情證明我很能幹，所以我們辦外交的方式就是如此，務實、有效，讓別人覺得我們可靠，現在我們的外交處境相當辛苦，如果講話沒有誠信，誰會理我們？像這種情況下辦外交，就愈要有誠信，說到做到。
　　關於和解休兵，我常說對我們而言並沒有什麼損失，我們不會去挖他們的邦交國，就看他們會不會不挖我們的邦交國，像此行前往巴拉圭與多明尼加或巴拿馬，我都清楚地表示非常願意維護當今的邦誼，這就是很清楚的說明，我們原先的設定已經達到了。

　　問：剛才您提到用其他的方式達成雙方經貿上的合作，或是FTA（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取代原先經濟上的幫助，在這部分有無具體看法？
　　總統：有些國家希望我們幫他們建醫院、學校或鐵路，當然我們也會斟酌情形，對方可以提出計畫，但我們不可能照單全收，一方面要考量財力等因素。剛才提到的FTA相對來說是比較有效的，因為FTA可以促進雙邊的貿易，不光只是政府出錢，舉例而言，我國與薩爾瓦多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在今年3月生效，從今年1至6月，薩國向台灣出口的咖啡，就增加了600%，6月間在台灣舉辦商展，薩國廠商也拿到了50萬美元的合約，這就是很明顯的功效。
　　FTA的內容就是關稅減讓與取消非關稅障礙，這就是所謂的「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產生了效果，這當然不見得每一個國家都能有如此大的效果，但我那天與費南德斯總統提到，薩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也向海地總統傳達同樣的訊息。目前我們與多明尼加已就FTA展開談判協商，但並沒有很大的效果與進展，因為多國國內有人反應用處不大，所以我才提出薩國的例子，而且雙方才剛剛簽署生效。
　　當然洽簽FTA並不是這麼容易，需要一些時間，像新加坡與美國就談了三年，雙方簽署的FTA內容就高達1400頁之多，由此可知規模之大。這是需要一些時間的，各國都會自行評估兩國之間貿易等各種關係或簽署FTA有何好處。
　　一般而言，凡是促進貿易自由化應該都是對雙方產生好處，只是多與少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為這是方式之一，但其他的援助計畫也不一定要花費鉅資，例如我與盧戈總統會談時，因為巴拉圭的土地集中問題很嚴重，少數人就擁有大量土地，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土地，台灣則是在50年前完成土地改革，這在開發中國家而言是一個傳奇，這個經驗很寶貴。
　　其實我們這邊的土地改革訓練所招收無數期學員，在我們都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開始輸出土地改革的經驗，今天還是有用，包括菲律賓在內都是這樣，土地集中的情況蠻嚴重的。這個部分如果不有所改革，經濟發展還是可以發展，但往往貧富差距就會很大。台灣之所以能把貧富差距拉到目前的水準，很大的因素就是土地改革，因為有土斯有財，在那個年代，土地就是財富的象徵。經濟和社會的改革應該同時進行，這樣才有機會在財富增加的時候，不會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

　　問：大家都認為總統上任的時機很差，國內外的時機都很差，所以總統上任後也沒有做錯什麼事，民調的表現卻不怎麼好，總統對這些事情的感受如何？是不是現在當國家的領導人真的是很辛苦。
　　總統：其實我覺得不要那麼在乎，上任到現在才不到100天，我看最近研考會的民調跟我上任一個月的民調差不多，有47％、48％！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油價、物價的關係，換句話說，全世界的領袖都遭遇到同樣的問題。之前我碰到一個南美的總統，他其實英語不是很流利，西班牙語我也聽不太懂，但他大概的意思是說他看現在全世界的領導人到處都挨罵，他自己提出來的政策80％都不獲支持。幾個總統聚在一起就開始聊這個話題，都表示遭遇一樣的困難，我是說我還好啦，我政策被80％民眾反對的大概很少。
　　從民調看來，民眾認為我政策處理不好的就是物價，但物價政策恐怕有很多地方是我們無法著力的，油價我們沒辦法決定，而進口的糧食包括麵粉、大豆、玉米的價格，我們也沒辦法決定，但米價就很穩定，菜價大致也還算穩定。有這樣的現象我們必須概括承受我們無法著力的某些項目，這也蠻平常的，所以也沒什麼好抱怨。
　　擔任總統就是要去概括承受一些東西，但是要想辦法去做一些事，一方面就是不要逆勢操作。我們上任前，去年11月油價就已經超過80美元了，但等到漲到100多美元，前任政府一直都沒有動，把要漲價的責任、壓力都交給我們，我們照樣概括承受，一步步把它調整到現在，現在大家慢慢可以適應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調整的過程中，我們推出很多節能的措施，發揮很大的效果。7月1日調漲電價的時候，同時推出鼓勵減少用電的方案，如果你跟去年同期相比，用電減少10％、20％的話，就可以打折，到現在達到折扣標準的可能有上百萬戶，而且這段時間省下來的電就等於一座通宵電廠的發電，用電非常顯著的減少。此外，汽油的使用減少12％，柴油減少22％，如果全世界都這樣節能減碳，需求減少的時候，油價不跌也難。

　　問：跟總統報告，其實我們最新的民調，民眾最滿意的就是減碳這部分，達80％以上。
　　總統：所以大方向來看，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第1個是沒有「凍漲」，同時「擴大內需」也是正確的政策，進口的物價漲，所以央行升息半碼，那是全世界央行應付通膨都會做的事，但你也不能提太高，不然那些房貸就受不了了。但另外一方面，如果說完全不去擴大內需的話，那就會衰退，但一擴大內需又會刺激通貨膨脹，所以一般來講，進口性的通貨膨脹不能完全用貨幣政策去擋，升息半碼大概差不多了。這邊要做的就是稍微擴大內需，讓經濟能夠起來，其實台灣的出口還是很暢旺的，當然比過去稍微差一點，還有一點是進口油價高，但我覺得慢慢就會過去，所以今年應該還可以維持4.8％的經濟成長率。而且，環球透視預測機構（Global Insight）預測台灣2014年的年國民所得就能超過3萬美元，我們原先是講2016年，但它說2014年就可以達到這個水準。當然我們不是在這邊粉飾太平，但基本面確實還不算太差。

　　問：所以總統認為最近這些雜音應該很快會過去嗎？有關830的遊行活動呢？
　　總統：我覺得不必太憂慮，因為一個領導人應該在非常艱困的時候要很穩定、很堅定，這樣大家對他才會有信心，如果他帶頭慌亂，那就糟糕了。Global Insight預測2014年國民所得可以達到31,930元美元，2016年達到37,000美元。我們現在採取的作法，就是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我們政策要對，第一、我們擴大內需；第二、「愛台12項建設」我們不是每一項都拿出來，而是選擇性挑適用現況的。
　　同時最重要的就是過20年來台灣賴以成功的政策，「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這是我剛剛回國服務的口號，現在還是要用，為什麼？最近我們開放一些金融服務業的項目，是因為以前管制得實在太過份了，在台灣要買海外的基金，只要基金的成分有0.4％是陸資就不准買，這會是什麼結果？就是大家都跑到香港去買，因此台灣的資金不斷外流，我們估計這8年流出去的資金可能超過5兆。
　　此外，投資大陸的上限為企業淨值40％，有的還是30％、20％，要看企業規模，這樣會有什麼結果？你想限制他去，卻限制不到，他還是去了，可是去了就不回來了，那你說這個政策算什麼政策？對大陸無效、對台灣有害，這種政策不趕快解禁行嗎？所以我們就開放、解禁了一大堆，一個是deregulation，一個是liberalization。
　　但有人說解禁一大堆怎麼都沒看到效果呢？哪那麼快！現在至少已經有17家去香港上市的企業願意回台，或者第一次上市，或者用TDR（台灣存託憑證）的方式，可見我們這些政策還是有一些效果，只不過沒有辦法馬上顯現出來。所以這個階段最重要的不是去向民眾承諾明天就會變好，而是去做「固本培元」的工作，讓基礎變好，到時候一旦有機會馬上就可以起來，這才是一個負責的政府該做的事，我們現在做的就是這件事情。

　　問：所以總統認為要多久民眾可以感覺到比較明顯變好？
　　總統：這當然是逐漸的，不會說一個晚上就好起來，但等到油價慢慢穩定，進口物價、糧價慢慢穩定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出來了。現在因為這些價格不穩定，很多企業在作決策的時候會比較保守，等到穩定下來以後，慢慢效果就會出來了，尤其是現在即將編好98年的預算送立法院，我想明年開始情況會逐漸改善。我覺得讓我們在一開始就遇到大的震盪，索羅斯也說這是30年來罕見的經濟衝擊，我們剛好一上任就碰上，這不是壞事，這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讓你接受一點磨練，從逆境當中突破，不是壞事。所以我們到現在為止還是充滿信心，而且是抬頭樂幹，不必懷憂喪志。因為我們的政策是對的，就是要有這樣的信心，你們跟著我不會錯。我們告訴友邦也是這樣，你們跟著我不會錯。

　　問：請教總統一個自我角色認定的問題，一開始您說要退居第二線，讓行政部門在內政上負全責，但後來好像很多選民又覺得您不應該這樣，可是當您到處跑的時候，又有企業家說您本來就應該坐下來處理國家大政，有關一線、二線的爭議，究竟總統您的自我角色定位為何？
　　總統：憲法上是雙首長制，國家政策的核心是在行政院，因為民主政治主要的內涵是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我是民選的，我要對選民負責，因為我提出很多政見，所以我必須向民眾說明哪些政策我做到了，但這些政見絕大部分都是由行政院在執行，所以他一定是在第一線，這是我去搶都搶不過來的，我不可能去主持院會，所以我一定是在第二線。只是大家不瞭解，我即使是在第二線，也不能因此就不能跟民眾講話了，這兩者不衝突。
　　我剛講的是憲政上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因為選舉時民眾的票是投給我，不是投給劉院長，所以我必須要下去負責。但在我們的體制上，行政院是對立法院負責，這是代議政治，我去看治水都帶著劉院長一塊去，這就沒有這個問題了。例如我跑出去拼外交，我也是帶著外交部長，大部分的工作是他做，我只是訂一些大原則。
　　所以我現在是不是到第一線？我還是在第二線，沒有改變。因為第一線是行政院，發生什麼事情還是行政院出來講，不是我出來講。但是民眾希望看到我，那沒問題，我就給你看就好，然後告訴你我們現在在做哪些事情，那事情是誰在做？行政院在做。因為他對立法院負責，我不對立法院負責，實際上雙首長制是可以運作的。
　　有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雙首長制是我們在1997年修憲所確定的，但運作上始終沒有讓大家覺得已經徹底落實，所以我常常說我好不容易選上總統，一定要把這部憲法好好實踐，包括考、監兩院的人事案也一樣，我們希望他們能好好發揮獨立機關的角色。我大概是歷任總統裡面，特別強調要守憲、行憲，同時也在很多地方強調憲政理念的，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問：您剛剛講的很對，因為雙首長制也好、憲法如何推行也好，其實一般老百姓、尤其是選民，他們是不太理解的，他們看到的是結果，其實在過程中，如同您講的，您跟行政院、甚至黨之間的協調過程中，最近有一些新的發展，您將來會不會在這個部分進一步協調，您的想法行政院怎麼去執行？立法院怎麼去立法配合？也就是黨政之間的協調合作？
　　總統：我們跟行政院之間就看事情的重要性，像油價、電價的問題很重要，就請劉院長和相關部會首長來和我和蕭副總統做簡報，我們在上面溝通觀念，這是關於財經方面，大部分都是行政院在做。但是像兩岸政策、外交政策和國防政策的話，我這邊可能負擔就比較多一點，透過國安的體系來運作，但都有劉院長參與，我們雙方是一種分工合作的型態，但有的他吃重一點，有的我吃重一點，到目前為止運作還蠻好的，有什麼事情直接通個電話，如果需要作個簡報，就來作個簡報，即使我不參加院會，我也可以掌握相關的情況。

　　問：包括最近這些肅貪的事情，因為肅貪也是您在競選期間非常強調的，您在法務部長任內也是非常重視，這個推動的決心與方向您可不可以談一下。
　　總統：因為我覺得從過去8年前政府的運作來看，這一環我覺得是非常的重要。經濟不好、物價高，老百姓怨聲載道，但是政府如果沒有貪污的話，人民不會對政府絕望。我在法務部的時候就說過一句話，「人民的信賴是政府最重要的資產，而貪污是對這種信賴最強烈的腐蝕劑」，所以我第一次跟內閣見面，那時候還沒有上任，我就跟他們說，要打造一個乾淨的政府。
　　人家或許會覺得光清廉有什麼用？當然光清廉是沒有用的，可是你沒有注意到，只要有一點不清廉，那殺傷力會有多大，人民的信心就沒有了。你說現在做得不夠好，人家對你不滿意，有些因素無論是我們能控制或不能控制的，大家都還見仁見智，但是你看包括遠見所作的調查，對我們的後勢還蠻有信心的，就覺得只要過一段時間就可以變好。
　　可是如果一貪污的話就麻煩了，民眾對你整個就沒有信心了，認為你講的就是騙人的，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說，從新加坡學來一個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國家的領導人與政府首長，一定要以身作則，上樑正下樑才不會歪，高層要有一個政治的決心去整飭政風、肅清貪污，更重要的每一秒鐘都要想，我們《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我念這一段的意思就是說，要保持清廉是我們的「道」，是很重要的。
　　新加坡從1965年獨立到現在40多年的時間，為什麼始終是亞洲最清廉的國家，因為他們領導人強調清廉「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我們古時候的皇帝是有天命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個「道」就是來自於人民的期許，我們現在不是天命，我來自人民給我的付託，所以這個mandate是來自於人民，人民給你付託是要你不貪污、好好做事、要你廉能，「不能須臾離也」，所以一方面你要不貪，二方面要好好做事。
　　現在經濟情況不理想，當然有些是我們能做的，有些是我們沒辦法馬上改善的，不要緊，我們至少不要貪污，所以我們不斷地提醒大家，而且有的時候很堅持，龜毛一點沒關係，你現在回頭來看這些貪瀆的亂象，如果當你稍微龜毛一點，這些就不會出現了，所以人家常說我有點不近人情，就是因為要肅貪、要養成廉能風氣，稍微有點不近人情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問：前朝留下來的這些真的是嘆為觀止，不只是前總統的家庭，也包括前朝的官員，貪瀆在過去8年已經非常深入影響了公務體系，您現在要怎麼重建？此外，前朝的許多人馬現在都還在重要的職位上，包括國營事業董監事等等，貪腐的景象在這8年以來好像存在每個角落，包括海外也都有，要怎麼重建人民的信心？這些事情您要怎麼處理？
　　總統：就我看到的，我的感覺是確實有蠻多的個案，但是我們比較意外的就是，過去這8年高層貪污的比重相當的高。過去一般來講，在我法務部長的任內，我們查到的貪瀆案件大多在基層比較多，所以常任文官的部分，相對來講基層比較多，所謂多的話也不是那麼多，比較而言，基層比中層多，但是過去這8年比較特殊，高層比較多，而且你隨便講一個耳熟能詳的就蠻多的，因此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針對這種現象，要求高層要清廉，基層的話差別有，但是沒有那麼大，就是說常任文官的部分，我們一步步來改善。
　　前朝的人馬不見得不能用，像我們內閣裡面就留了一位，是海巡署長王進旺，他做得很好，而且他也沒有黨派的色彩，這一次釣魚台事件處理得可圈可點。像其他的常任文官也一樣，如果他本身能力、操守都很好，有的時候根本不用去管他藍的還是綠的，我覺得抱持這樣的態度，會比較好做事。
　　如果他本身能力、操守甚至有一些意識形態的問題，那也許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換一個工作可能比較合適，這個情形有的時候也是難免，所以我覺得就事論事，不要有過多的成見就可以。外交上面因為有很多外交上的職務，如果是特任的大使或代表，基本上是政治任命，所以本來就是可以調整的，那跟常任文官比較不一樣，外交有簡任大使、特任大使，是有區分的，我想這一部分有一些人事的調動，應該也算是正常的。但是我覺得不要純粹是因為政治立場而有所取捨，這樣就不是很好。

　　問：剛才您講了許多肅貪的議題，最近一段時間是一個非常大的新聞，民眾會期待您對這件事情決心到底為何？
　　總統：決心是無可置疑的，我們一定會肅貪而且會進行到底，不會手軟、也不會猶豫。同樣的，我自己做過法務部長，在我任內不論是肅貪、或者是查賄選，起訴的案件量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被打破，但是還是要勿枉勿縱，不能夠恣意而為，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關國務機要費是不是要解密的問題，我們花了兩個多月，如果不是請專案小組把每一張單據都看過，我那裡敢隨便處理，這代表著什麼？這代表了一種審慎的態度。畢竟是前任的總統所核定的絕對機密，連複印都不可以的，不管到最後發現根本不是機密，但是在我發現之前，我還是要假定，他這個核定是有效的，然後我一定要拿來看過，我也是有權可以看的人，我一張一張看，看完之後發現不是機密，所以我後來的作法就不是解密了，因為解密的意思是表示至少前面這一段還是機密，如果連前面這一段就不該是機密的話，那就應該要註銷。
　　所以我的作法好像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這不是高明，而是本來就應該要這樣，這既不是厲害，也不是狠，而是就事論事，也就是說，它如果不是機密的話，就應該回復其原狀。
　　我請問你，陳瑞仁檢察官去起訴國務機要費案，那一些偵查的筆錄或者卷證，根本不是總統府製作的文書，也不在總統府的保管中，我們憑什麼去把它核定為機密，這叫做莫名其妙吧！這根本不是你家的東西，你怎麼去核定呢？所以這核定根本就是錯的，一開始就不應該予以核定，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總統府的預算書，預算書都已經執行完畢，怎麼還會是機密呢？這應該是公開的資料，所以根本就不應該核定，如果你只是解密的話，就表示前面那一段核定還是對的，那你就是鄉愿了。明明開始就不是機密，所以我們在法律上說「自始即非機密」，我的作法完全是就事論事。

　　問：現在很擔心會不會因為搜索而起衝突？
　　總統：我回顧一個小故事好了。我在當法務部長的時候，那個時候我開始去查縣市議會議長選舉的賄選，結果全台灣一共是881位縣市議員，我一共起訴了370多位，起訴的比例大概39％，在北部某縣，60位縣議員我起訴了54位，這件事我完全沒有猶豫，但是前提是勿枉勿縱，也就是說如果是對的事情，就要勇往直前，不要有顧慮。
　　但是如果還不確定的時候，就應該要審慎，所以人家說你猶豫什麼？我不是猶豫，國務機要費案我要看過我才能做，如果我不看過的話，人家就會馬上指責你說看都沒看就把它處理掉了，甚至於包括陳瑞仁起訴吳淑珍女士的那些卷證，照理說我根本不必看，因為你根本沒有權力去核定為機密，我們還是跑去看了，為什麼呢？就是怕萬一我們這邊認為根本不是機密的單據，跟她在筆錄當中所供述的內容，有什麼相關的話，說不定還有也許萬分之一的機會是所謂的機密，結果發覺根本沒有。所以陳瑞仁在處理的時候，他有的時候還是用甲君、乙君，他就把它模糊掉了，所以僅看那些文字，也看不出什麼機密出來。

　　問：銷毀的部分呢？
　　總統：他銷毀了什麼我們也不知道。我的意思是，到後來發現，好像陳總統最近有說，腦袋裡面想的都是機密，按照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話，不限於在腦海裡面的東西，因為沒辦法核定為機密。

　　問：總統有沒有去瞭解他離職前用碎紙機碎掉很多很多機密？
　　總統：那個部分我們曾問過，不過那可能是有些本來就是他辦公室處理的時候沒有真正立案（登記掛文號）的，有些東西他已經銷毀了。不過我覺得，凡是做過的事情不可能完全沒有留下痕跡，可以用別的痕跡來拼湊，所以不見得就找不到，我倒覺得不必過度擔心。

　　問：您剛剛有提到在用人方面，前朝的人才、人馬不一定不能用，另外您剛上任的時候提到藍綠和解，但感覺上藍軍覺得您背叛他們，綠的也不領情，因此藍綠和解在人事上，您認為是否需要修正？未來要如何推動藍綠和解？
　　總統：其實中間有些誤會。例如我任用賴幸媛擔任陸委會主委，外界認為她是綠的，因為她屬台聯黨籍，但我認為那是一種比較浮面的看法，為什麼呢？因為我一開始就知道她根本不是所謂的「獨派」，她之所以會加入台聯，是因為台聯提名她出任不分區立委，非要入這個黨籍不可。
　　可是在兩年前紅衫軍出現之後，台聯覺得對民進黨有一定程度的不滿，李前總統也無法忍受一個貪瀆的政府，台聯就開始轉型，從原來的深綠轉向二個方向，一個是中間偏左，一個是關懷弱勢，其中一個推手就是賴幸媛，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她在這些方面其實與我們的理念相去不遠，我們找她來之前，其實也與她仔細談過，我們的理念她都支持。換句話說，她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所謂的綠營，但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她哪一樣政策與我們不符？所以這就很清楚了，這是第一點。
　　監察委員或考試委員之中，有一些屬民進黨或台聯黨籍，因為這兩個是獨立機關，本來就是獨立行使職權，管它哪一黨，本來就可以，也許國民黨立委覺得，我們好不容易贏得政權，應該通通歸國民黨才對，這樣才叫做政黨政治，政黨政治就是贏者可以全拿，但是獨立機關還是要看他的能力操守，而不是看他的黨籍，就像大法官、考試委員、監察委員都是獨立機關，與內閣不同，不是我的考試內閣、監察內閣、司法內閣，是獨立機關，都是要獨立行使職權，政黨黨籍是沒有關係的，我是要看這個人的人品與能力如何，不是看他的色彩是藍的還是綠的，我這樣的理念是很正確的。也許黨內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多溝通。
　　考試委員後來的情況就比較好，是因為溝通過了，我的理念很簡單，我打電話給立法委員的時候，不是去拜票，我第一句話是問，您對我們的提名人選有什麼樣的意見？我還做一個說明。因為這個程序不是選舉，不是election，是一個confirmation，是一個確認程序，確認品德與專業是否符合職務所需，而不是確定政治傾向是什麼。我說這些聽起來好像很理想化，可是當一位總統是不是應該要稍微有點理想呢？政治就是一個現實，如果說一個總統一點理想都沒有，這國家還有希望嗎？

　　問：接下來藍綠的和解要如何推動呢？
　　總統：嚴格來說，就像我們提名一位大法官，他可能是任何黨派，但只要他有專業能力去處理事情，應該就可以讓他做，而不是說「不行，一定要都是國民黨才可以」，這是很難的，因為國民黨還是有限，不可能壟斷所有工作。而行政院內閣大部分是國民黨籍的，有幾位則是無黨籍的，因為他們的條件不錯，但沒有加入國民黨。
　　我當過國民黨黨主席，我最愛這個黨，可是我不會因為這樣的關係，就認為黨外就沒有人才，而是應該要適才適所。當然，我這樣的想法，確實有些黨內同志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要多溝通。行政院內閣絕大部分都是同黨的，有幾位不是黨員，假設他不是我們的黨員，或是像賴幸媛主委，她是其他政黨的，第一，她就不去參加其他政黨的活動，等於主動停權；第二，她能服膺我們的政策。這要先講好，她事實上也答應了，所以她在就任前召開的記者會也說得很清楚。

　　問：總統會不會覺得這個代價太大？（總統：不會）在輿論、黨員的責罵下，為了一位閣員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總統：我覺得還好，賴主委做了3個月，我覺得她做得蠻好的，在理念及行動上，我覺得很好，就是因為她有這樣的背景，讓我們有更大的社會共識與基礎。有人說，綠的又不認帳，這就要看誰了。（遠見：我們做了有關閣員的民調，藍的對她的滿意度很高，綠的很低。蠻有趣的）可見她是在執行我們的政策，並沒有說她去做她自己的一套。我覺得賴主委是一位人才，這次內閣有許多是女性閣員，女性閣員比例很高。

　　問：總統剛提到作為一位總統要有理想，在現今台灣社會中，您想要推動哪些事？
　　總統：第一、上台之前，我們想要振興台灣的經濟，所以經濟是我們的重點，而我們振興的方式，首先是要強化我們經濟的體質。我剛講到，鬆綁與開放就是我們重要的政策，因為經濟一定要走自由化的路，讓民間的活力充分發揮。一連串的開放、鬆綁，其目的就是要強化我們的經濟體質。但外界有個感覺，會覺得為何都和大陸有關？主要原因是過去限制最多的就是在這個領域，所以現在開放了，很自然地這領域就會較多，對其他的相對較少，但其他的同樣地也在做，例如，未來來台灣工作的科技人才，開放的範圍不是僅限於大陸；第二、是廉能政府，打造一個乾淨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是改善兩岸關係，讓兩岸關係不再成為我們政策上的負擔，而是政策上的利多。當然這中間其實與國際接軌完全是合在一起的，就像剛講的開放金融等等，其實因為開放的關係，去大陸投資賺錢的廠商，現在比較願意考慮回台灣，以前他們根本不回來，這效果就很不一樣。
　　另外就是說，我們這樣做了之後，很自然地就讓國際社會感覺到台灣不一樣了，他們願意把台灣當作一個區域的跳板（regional springboard），而不只是一個本地小市場（local market）而已，包括美國商會、歐洲商會都是這樣認為，這很重要。將來他們可以把台灣變成他們的區域營運中心，覺得這裡比較方便，因為以前去一趟上海要6、7個小時，現在不一樣了，現在他們對台灣有興趣了。所以我們的作法就是讓台灣成為：一、全球創新中心，鼓勵大家去創新；二、亞太經貿樞紐；三、台商營運總部。對於這部分，我們愈來愈有機會實踐。

　　問：總統您覺得這次直航經過開放，這樣初步的作法，您個人覺得有何成效？
　　總統：目前我覺得週末包機載客率大概在8成5到9成5之間，這真的是很高。（遠見：很難訂到機票）就是啊！一票難求，現在嚴格來說，還沒有做到最短距離，未來幾個月內我們就會改善，採用最短距離。例如松山到上海或是桃園到上海，這是最熱門的航線，現在差不多要2.5小時，實際上只要80分鐘就可以了，也就是說，飛機在香港上空多用了1個小時的汽油，這是毫無意義的浪費之舉，所以要趕快把這問題解決。現在已經真正做到直航，也就是nonstop，但沒有做到最短距離（short distance），最短距離做得好，馬上就會產生效果：第一、時間進一步縮短；第二、票價會降低，再加上班次增加，效果將會更明顯。
　　現在班次是少了些，同時僅有週末開放，對於非週末要旅行的人還是會有些不方便，所以我們也希望儘快地增加班次、推廣便宜的包機及班機，這樣才能真正地讓兩岸交通正常化。現在到日本、美國等都是班機，哪裡還有包機，差別在哪裡？包機是臨時的，而且要每個月申請才有，這差很多，而有了班機才能談進一步的航權，如我常講的第五航權，例如從台北飛到北京、再飛歐洲或是從上海飛到台北，再飛東南亞，這對雙方都有利，不過這當然不是第一階段要談的，是以後才要談的，我們一步步地都在規劃。

　　問：陸客來台的人數您會擔心嗎？
　　總統：這我倒是不擔心，因為大陸一開始原來就是希望9月再開放，是因為舉辦奧運的因素。大陸將全力放在奧運上，不希望分心，我們7月初能夠通航是個開頭。對我們來說大陸觀光客當然很重要，而其他的旅客也很重要。去年台灣去大陸的人數有462萬人次，大陸來台的約有27萬人次，這400多萬人通常是經過香港、濟州島到大陸，現在有一部份是透過直航，但因為量還是太少，所以很擁擠，有很多人已經覺得很不一樣了。有一天，渣打銀行CEO從上海飛回來，他說實在很棒，我和他說「還不夠棒，你還多花了1小時」。

　　問：總統對於內閣的滿意度如何？
　　總統：我覺得還不錯。（遠見：但民調……）現在才3個月，我覺得畢竟在野8年，上任後還需要一些時間熟悉，但現在慢慢地已經比過去好多了。

　　問：總統對於人才、教育非常關心，這3個月以來，對品德教育、教改、健全教育制度等的優先次序需要做些調整嗎？對於大學最低錄取分數7.9分，您的看法為何？
　　總統：這是因為過去普設大學的教改政策理念以及少子化趨勢正好同時發生所產生的現象，40年前我考大學的時候，錄取率為27％，現在則是96％，這96％還包括重考生在內，如果只考慮應屆高中畢業生的話，可能超過100％，所以現在考不上大學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現在問題是有這麼多的大學怎麼辦？有的是招生困難，是不是將來要讓它退場？我覺得這些大學都設了，資源閒置很可惜，有一個作法就是招收境外的學生來就讀，境外包括東南亞、大陸等。東南亞及大陸地區想唸大學的學生非常多，甚至包括香港，香港只有8所大學，只能夠消化30％的高中畢業生。香港對於台灣教育的普及是很羨慕的，香港即使大學很少，但仍然保留一成的名額給大陸的學生，是因為要搶好學生。
　　我們應該也要做同樣的事情，13億人口當中一定有很好的學生，我們該不該搶呢？為什麼不該呢？台灣的學生素質很好，可是香港學生的素質也不差，那麼為何不這樣做呢？我覺得這是一個近代的趨勢，美國也在搶好學生，因為我覺得如果台灣自以為自己很棒，那就糟糕了，所以我們應該也去搶，要去搶好的東南亞學生、香港學生、大陸學生來台灣。我們當然有條件去搶好學生，台灣有條件能搶到不錯的學生，但如果我們不搶，就會落後，因此我們將來應該要走這樣的路。
　　我在政見中有提到「萬馬奔騰計畫」，4年要開放2萬個名額給境外的學生，另外提供1萬個名額給台灣的學生出國留學或遊學，不限於大學生、高中生，因為現在出國留學的人愈來愈少。
　　我感覺到，如果因為到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就開始自滿，或認為自己能夠賺錢溫飽就可以了，這是很危險的。以美國來講，是不是一定要留美，當然沒有說每個人都一定要留美，可是畢竟到現在為止，美國還是全世界人才最多的地方，因為其國家條件吸引全球人才到那邊去，你不去就看不到一個最新的趨勢，這是一個現實，非得照這樣做不可。過去，在全盛時期，台灣在美國的留學生有5萬人，現在降到3萬人不到，現在變成中國大陸、印度居多。而且我們現在的學生沒有大陸學生用功，這都是值得我們警惕的現象。我們高中生以下，書唸得很好，比賽都頻頻得獎，但是大學生就沒有這麼好的競爭力，我們現在政策就是希望把這個現象改變過來。
　　第一，我們也要去「搶學生」（記者：香港都來台灣搶學生、搶教授）。對啊，搶教授。我再講一件聽了令人覺得毛骨悚然的事情，一個在台灣被大陸搶去的名教授，他有次回來跟我講，他把他在台大的考題拿到他那個學校去考，發現有很多人考滿分，他說，「我沒有想到我出的題目，到大陸就失去了鑑別力。」這不能當笑話講的！所以我就說，千萬要注意到我們的競爭力有可能被挑戰的。像我們這次，我看到我們棒球輸給大陸，你難道不警惕嗎？（記者：對！）所以我們千萬不能自滿，因此我覺得在這種時候，教育真的很重要，因為一個決定下來，影響幾十年，而且你不早點決定的話，幾十年後就沒有了，就是這麼現實。所以我希望，教育也要趕快開放，然後吸引人才過來。
　　吸引人才過來有幾個好處，第一、增加競爭。我在競選的時候，哈佛前文理學院院長柯偉林（William C. Kirby），他現在是費正清中心的主任，是研究民國史的專家，他第一句話就跟我講，「趕快讓大陸高中生來。」我問他問為什麼，他說，增加競爭力。這本來也是我的考慮之一，但原來不是最優先的考量，而我現在把它視為首要工作。
　　第二、讓海峽兩岸的年輕人可以早點交朋友（記者：彼此認識）。對，彼此認識，而且這個有長遠的影響，包括兩岸和平在內。第三才是解決我們招生不足的問題。其實很多大陸學生來，他們想進的學校，我們不見得會有名額給他，包括許多一流的學校。無論如何，這三個目標都很重要：增加競爭、增加友誼、解決招生不足的問題。
　　其實，你有看過我們這次招生、今年的大學聯考還不足多少學生，也不過就是差4600多人，就是說，我們的胃納有沒有這麼大，其實真的要開放的話，大陸有500萬（記者：一開放的話，一定是很多人）。對，所以說這個我覺得要趕快做，趕快做了之後，我覺得會發揮一個效果，跟過去50年非常成功的僑生政策一樣，這些僑生現在遍佈東南亞，是台灣最死忠的樁腳（記者：沒錯），所以，你也知道（記者：我知道）。
　　就像馬來西亞，我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市長，我跑到馬來西亞去，有一天早上特別安排跟一些馬華文學的作家吃吃早飯，你知道，因為我很注意這塊，從王潤華、溫瑞安、方娥真一路以來，因為我們早年也是文藝青年，注意到這些作家，跟他們吃飯，像永樂多斯，她跟我同一屆的，台大外文系，她後來到馬來亞大學念博士。跟他們吃飯後覺得很感慨，他們對台灣出版社熟悉的程度遠超過我們，為什麼？因為他們的書在這裡出版，所以你可以知道馬華文學之盛。有一位國會議員溫詩傑，人如其名，詩文的「詩」，傑出的「傑」，他真的會寫七言詩，我看到就很感動。
　　馬來西亞有一些古時文人墨客的作法，北邊的霹靂州有個地方叫霹靂洞，會向全球華人徵求對聯或詩。他問我要一副對聯，你不覺得這是古時候岳陽樓記時代的人做的事情嗎？他們這樣做。我覺得有什麼不好呢？（記者：所以我們要搶陸生到台灣）我們現在如果有一個風景區，像大鵬灣風景區，也可以找全球騷人墨客來寫詩，這有什麼不好？古時候的傳統沒什麼不好。我舉這個例子是說，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注意，一個好的僑生政策，讓這些人遍佈各地，都是我們台灣的朋友，那我們為什麼不用同樣的政策來適用大陸？將來，試想，我常舉的例，20年後，對岸的國台辦主任是台灣清華大學畢業，我們這邊的陸委會主委是北大的，你覺得這有什麼不好？
　　以胡志強胡市長來講，他當年是外交部長，他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對英外交沒有人比他更熟了，這有什麼不好呢？同樣的，兩天前我過境美國，跟國務院一些人接觸，世界銀行副總裁Robert Zoellick，也是前副國務卿，他就是哈佛法學院畢業的，所以我們聊到彼此住過那個宿舍、有沒有去參加過那個舞會，就把距離拉近了。
　　舉這個例子是說，有機會讓大陸學生來、台灣學生去，對雙方的關係絕對有幫助的，試想，到了某個階段，他們變成政府領導人的時候，這個仗怎麼打得起來？

　　問：3個月來，您覺得最大的調整是什麼？震撼教育也好，或是一些沒有預期到而發生的事情及其感受等等，以及下一步可以做的是什麼？
　　總統：我覺得，最主要還是經濟的情況。我剛剛不是說嗎，這是30年來少見的震盪，尤其美國這麼疲弱，這是過去沒有想到的，沒想到一個次級房貸影響這麼大，當然也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很多事情真的要靠自己。當然，過去在經濟方面，我們依賴美國很多，我們的出口、國防也靠他們幫助，但過去這些被視為不可撼動的假設，可能都需要重新再思考。
　　我們也不可能不去注意到新興的力量，包括金磚四國，尤其是就在我們隔壁的中國大陸。經濟上要如何讓雙方共存共榮，對國家領導人來講是個很大的挑戰。或許大家說，「你們一面倒向大陸，是親中」，說老實話，這是因為過去8年鎖國的結果，讓我們該做的事情沒有做。試想，中國大陸已經是我們最大的貿易對象了，我們有40％的東西都出口到大陸跟香港，居然沒有直航，你不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嗎？我覺得像這種情形早就該改了。
　　而且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開放的措施，其實很多是民進黨時代就在想、但是不敢做的。所以，有很大部分，像直航、大陸觀光客、40％上限解禁，40％上限解禁是洪奇昌在當立委時就提過的，所以有什麼好批評的呢？他們是想做但沒有做啊！可見有識之士都有這樣的想法。不敢做是為什麼，意識形態嘛！他怕黨內反對。剛好國民黨沒有這個意識形態。
　　從大方向來看，我們應該是走在一個正確的路上，不管是經濟、外交、兩岸、國防，都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搞意識形態，我們沒有刻意地去挑動一些族群、兩岸或是其他方面的意識衝突，因為我覺得過去政治不安定是台灣鬥爭的來源，應該要儘量減少。其次，一個內閣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說經常換人的話，政府就不會穩定。第三、政策要確定，確定政策後就要很積極、細膩地去推動它，不要改來改去。最後，高官要清廉。
　　這四樣東西，政治要安定、政府要穩定、政策要確定、高官要清廉。這些都能做到，事實上我們也正在朝這個方向來做，所以我對未來是很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