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參加「全球新興民主論壇」，並應邀致詞，其他與會政治領袖包括：薩爾瓦多前總統佛洛瑞斯(Francisco Guillermo Flores Perez)、韓國前大統領金泳三、波蘭前總統華勒沙（Lech Walesa）、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及羅馬尼亞前總統康斯坦斯(Emil Constantinescu)等政治領袖。
開幕典禮首先由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王金平致詞，隨後總統及五位政治領袖分別致詞；開幕結束後，先後舉行兩場領袖論壇，就「憲政選擇」、「政黨政治」、「轉型正義」及「公民社會」等議題表達看法。在開幕之前，陳總統偕同各國政治領袖參觀台灣民主影像走廊，一同回顧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總統於開幕典禮致詞內容為：
經過將近兩年的倡議與籌備，第一屆「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大會今天在台北正式舉行，首先謹代表我國政府及2300萬台灣人民，向所有與會的政治領袖及朋友們，表達最誠摯的問候與感謝之意。由於有各位的參與和支持，使我們共同的願望與承諾得以實現，更為全球新興民主國家建立一個專屬的交流平台與合作機制，積極促進民主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蓬勃發展。
過去兩年，我們見證泰國爆發軍事政變、緬甸軍政府對僧侶進行殘酷鎮壓、巴基斯坦反對派領袖於競選期間遭受暗殺身亡，而肯亞更由於選舉的糾紛而發生大規模暴動。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韓國圓滿舉行了總統大選，順利產生新一任的國家領袖，而台灣也剛平和結束一場競爭激烈的國會大選與第二次的全國性公民投票。所以，民主的失敗與鞏固、民主的衰退與深化是有可能同時並存，而民主的發展更不必然是直線的。民主在某些國家猶如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剎那間綻放出奪目的光彩卻隨即殞落，但在某些國家卻像東昇的旭日，在它的照耀之下，威權統治的黑暗與陰影頓時銷聲匿跡。
1980年代東歐人民為追求自由與民主的艱苦奮鬥、韓國光州的民主抗暴事件、1990年代南非的黑白種族和解，以及在全世界各地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不斷激勵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權與公義的渴望與決心。1987年台灣解除了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1992年完成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2000年首度完成政黨輪替，並於2004年舉辦第一次全國性公民投票。因此，民主在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成功，往往是帶動一整波民主化浪潮最主要的動力。同樣的，民主的挫敗，不論規模有多微小、時間有多短暫，也是全球民主社群的共同失敗與損失。
今天在座的各位政治領袖，身為新興民主國家成功的典範與例子，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將我們的親身經驗、成敗得失、甚至是慘痛教訓，與所有愛好民主、嚮往自由的世人一同分享，並透過各種合作的機制與計畫，讓民主在全球範圍，尤其是在民主發展中國家不斷紮根、成長與茁壯。
當我們投身民主運動之時，所面對的威權體制猶如崇山峻嶺、銅牆鐵壁，絲毫無法撼動，而民主力量卻渺小的像是清晨朝露的小水滴。但由於人民心中對自由的渴望、對公義的堅持，小小水滴終能集合成涓涓細流，再成奔騰江河，最後衝破所有的枷鎖與禁錮，讓所有的人都能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的主人。今天所成立的「全球新興民主論壇」，相信將是全球民主發展的另一活水源頭，不斷灌溉、滋養每一塊孕育著民主幼苗的土壤，讓民主成為二十一世紀全人類共同的語言與實踐，並為世界永久的和平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總統有關「轉型正義」議題致詞全文為：
去年十月底，西班牙國會通過「歷史記憶法」，首度譴責弗朗哥的獨裁統治，並要求將所有在公共場合展示的弗郎哥銅像與畫像移除，這項立法O弗朗哥去世三十二年之後的事情，具體顯示追求「轉型正義」的艱辛與困難。
過去在非民主的時代是不存在對「轉型正義」的要求，「成王敗寇」是歷史的常態，任何統治者失去了權力同時意味將失去生命與自由。但「以暴制暴」絕對不是從威權轉型到民主之後還能存在的選項。今天所有的新興民主國家無一例外必須面對「轉型正義」的難題，這絕對不是藉機進行報復與清算，反而是因為我們對民主、對人權有更多的堅持，努力摸索在堅守民主法治的原則下，實踐對公平正義的追求。
美國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神學家曾說：「人類實踐正義的能力使民主成為可能，但人類不公義的天性使民主成為必要。」因此，民主的深化與公義的實踐是一體的兩面，如果只有民主而沒有公義，這樣的民主充其量只是暴民政治。政治的目的不在分出誰是選舉的多數，而在維護公義的原則於不墜，這正是現代憲政主義的精義所在。任何有關人權保障的基本憲章，不是政治的多數決可以改變或否定。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是與生俱來，是超越政治與國家而存在，不因任何理由或原因能被侵犯與剝奪，這不但是民主的最高核心價值，更是人類文明得以維繫的道德基礎。
然而，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從威權轉型到民主，迫於各種政治現實，對過去威權體制各種的不公不義及迫害人權的事實選擇視而不見。雖然實現了轉型但卻失去了正義，這難道不是對民主、對人權最大的反諷。
台灣尚未「政黨輪替」前，法務部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向國會所做的報告，明確表示於戒嚴期間「軍事法庭所受理的政治案件有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受難人數約十四萬人。」同時，依據一九六０那一年，執政當局將十二萬六千八百七十五人列為「行蹤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顯示自60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以來，在接續的「清鄉」及「白色恐怖」期間，遭到公開及秘密處決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應遠遠超過依法定程序「撤籍」的人數。
另一方面，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與「二二八基金會」接受政治被害者與受難者要求賠償的案件，總計審查通過一萬一千零六十五件，核發賠償金額超過二百五十七億新台幣，相當於七億八千多萬美金。雖然有這麼多的被害者與受難者受到平反並恢復名譽，政府也支付非常龐大的賠償金，但卻沒有一位加害者或施暴者被究責，更遑論受到任何司法的制裁。
有人說不要「往後看」，應該「往前看」，讓過去的就成過去。但誰有權要求所有的受難者及家屬「強迫遺忘」他們的苦難，又有誰有權拒絕他們要求還原歷史真相的權利。如果不敢面對過去彼此的歷史，就不可能期待能有共同的未來。
也有人說，過去的極權獨裁者儘管有著惡劣的人權紀錄，但他們為台灣帶來穩定與繁榮，這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所謂「東方式的民主」或「亞洲式的民主」。寧可民主少一點、自由少一點、人權少一點，以換取更多的經濟成長。但歷史證明，這樣的論點往往是所有極權獨裁政權，包括今天的中共政權在內，拒絕民主與戕害人權所慣用的藉口與拖詞。
不願誠實面對過去，訴求穩定壓倒一切，這是所有新興民主國家在落實「轉型正義」時普遍面臨的困境，而台灣做為全球民主轉型的典範之一，在追求「轉型正義」的同時，還必須面對「國家認同分歧」與「不當取得黨產」這兩大台灣獨有的難題。
過去台灣與許多東歐共產國家非常的相似，都經歷過長期列寧式的黨國體制，黨就是國、國就是黨。不但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黨更壟斷所有的政治資源，並利用黨的組織與細胞滲透到公民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包括媒體、學校、各種社會團體及職業團體，對整個社會進行嚴密的監控與動員。另一方面，更以一種特定的意識型態做為控制全民政治思想的綱領，在東歐是馬克斯主義，在台灣則是「大中國主義」與「一個中國」的意識型態。
台灣從來不曾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過，台海兩岸、台灣中國，是兩個互不隸屬、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但當2000年本人就任總統時，相關民調顯示只有36.9%的民眾自認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雖然經過將近8年的努力，這個比例已經增加到70%以上，然而對國家認同的分歧，一再反映在對「轉型正義」的抗拒與杯葛。
去年政府將過去紀念獨裁者蔣介石的「中正紀念堂」更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將象徵個人崇拜的「大中至正」牌樓換成「自由廣場」，儘管這是社會成本最低的「轉型正義」，但仍然遭到強力的阻撓與抗拒。而背後所代表的義意，除了極少部分是對過往歷史記憶的無法割捨，更多是反映國家認同分歧所激起的矛盾與對立。
同樣的，挾著過去威權統治的優勢，過去的執政黨在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期間，累積超過6千億新台幣的黨產，即使今天依法政黨已經不能再經營營利事業，但仍舊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黨。雖然過去幾次的總統大選，相關政黨的總統候選人都曾信誓旦旦要將這些「不當黨產」還給國家、還給人民。然而，八年過去了，相關政黨仗著在國會的多數，全力杯葛阻撓追討「不當黨產」法案的通過，不但追討的工作完全無法推動，甚至出現加速賤賣與出脫「不當黨產」的現象。
「不當黨產」在威權統治之下是巧取豪奪的結果，是不公不義的象徵。而在民主體制之下，「不當黨產」的存在更是明顯「違憲」，徹底違反「政黨公平競爭」的民主法治精神。當一個政黨坐擁數千億新台幣的資產，而其他政黨連基本日常開支都無以為繼時，在這種情況下所舉行的選舉，即使有民主的外在形式，但自始自終都是不公平的選舉。
參考其他新興民主國家的經驗，包括：非洲的南非、西歐的西班牙、東歐的東德、中美洲的瓜地馬拉、亞洲的韓國等，「轉型正義」的實踐往往伴隨著社會的緊張與衝突。南非在「真相和解委員會」結束運作後所做的一項民調顯示，三分之二的南非人認為「真相和解委員會」讓南非人更為憤怒、族群關係更加惡化。而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曝光後，發現過去的鄰人、同事、朋友，許多都是告密的線人，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幾乎一夕崩潰。在其他國家，包括台灣在內，對「轉型正義」所做的努力更因為政治權力的競逐而遭到全面的污名化，將「轉型正義」污衊為撕裂族群、製造仇恨。雖然真相不必然帶來和解，甚至製造更多的對立與衝突，但我們仍然堅信，沒有真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寬恕與團結。
21年前台灣才解除長達38年的軍事戒嚴，直到8年前才有機會實現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在追求「轉型正義」這方面，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學習與借鏡其他新興民主國家的經驗。今天在座有二位來自東歐的政治領袖，希望等一下能聽聽二位如何在共產政權垮台後，克服「黨國體制」殘餘舊勢力對民主的反撲，又如何確保司法與媒體能建立他們的公正性與客觀性。同時，本人更希望能聆聽各位政治領袖如何在追求「轉型正義」的同時，也能兼顧社會的安定與國家的團結。謝謝！
在聽取與會貴賓的卓見後，總統總結致詞，內容為：
獨立自主的公民社會跟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是鞏固並深化民主最重要的兩大支柱。新興民主國家之間廣泛的經貿投資關係，不但有助彼此民間的往來與交流，更強化夥伴國對民主憲政跟市場經濟的共同信念與承諾。為了推動新興民主國家間的經濟與科技的發展，進一步建立彼此的政經夥伴關係，在此本人想提出成立「全球企業夥伴獎」作為全球新興民主論壇第一項具體的合作計劃擬議。我們初步構想是在台北成立全球企業夥伴獎基金會，透過民間及企業界的捐贈，募集相關運作的經費，每年從新興民主國家遴選對科技、創投及發展有特殊貢獻與潛力的人士10位，每一位頒贈全球企業夥伴獎及美金10萬元，並邀請得獎人來台灣作短期的訪問，直接和台灣的企業來作交流，促成共同合作投資的可能。
全球企業夥伴獎的成立，可以作為全球新興民主論壇跨出意見交流，邁向具體合作的第一步，希望本人的淺見能拋磚引玉，得到大家的支持來積極加以落實，我相信這也是對我們華勒沙前總統剛才主持公民社會時所說的，希望接下來全球新興民主論壇能夠有些未來性，而且是針對未來的一些合作交流的議題形成更多的共識。
除了有關公民社會的議題外，我想利用接下來的時間來回應戴克拉克前總統午間的時候，他一直希望我能夠談談對中國民主的一些看法，不過我還是試著由早上的兩大主題：憲政選擇及政黨政治來看中國的民主，也希望就教各位政領袖佳賓與朋友。就像我們所敬重的康斯坦斯前總統所說的，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都寫的非常完美，所以問題不是憲法的文字說了些什麼，重點是憲法的實踐到底又做了多少。所以從憲法我們來看中國的民主，我相信包括中國等在內，所有的國家在憲法中一定會觸及到軍隊的國家化，也一定會談到所謂的平等權。但是我們都非常瞭解，就像我剛才特別提到的，所謂的黨國體制跟過去很多東歐的共產黨國家一樣，黨就是國，國就是黨，甚至黨遠遠在國家之上，不但以黨領政，更是以黨領軍，所以所謂的軍隊國家化只是一個口號，只是憲法的文字而已，就像台灣在2000年政黨輪替之前，所謂的軍隊國家化也是憲法的條文。每當選舉一到，在國軍部隊的一些高級將領仍然是某些政黨動員、輔選的工具，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地方。所以，在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政權的憲法裡，他們一再宣稱他們的解放軍、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必需要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指揮，所謂的軍隊國家化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台灣也是在2000年政黨輪替以後才是真正的貫徹、做到憲法裡面所揭櫫的軍隊國家化。而中國共產黨，很清楚的還是黨軍，而不是國軍，是中國共產黨所指揮的解放軍，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3億人民的軍隊。軍隊沒辦法國家化，就不構成是民主國家，要走向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度，還有一條非常漫長而遙遠的道路要走。
談到平等權，每部憲法都會談到平等權，如果有平等，在中國大陸就不可能對不同的族群有迫害、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有迫害，對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有迫害，包括對於新聞記者媒體朋友有破壞。在中國大陸的字典裡面，認為沒有「民主」這兩個字，沒有民主就沒有自由，沒有自由也就沒有人權可言，所以對種族的迫害、宗教人士以及異議份子的迫害，特別是新聞記者的迫害，這些都是大家非常清楚的事情。所以，一個沒有民主觀念的國家，對於其他的國家想要推動民主、鞏固並深化民主，他們還是非常不喜歡、也不習慣的。中國本身沒有民主，也不希望看到台灣的民主，所以對台灣的民主仍然極盡打壓、杯葛甚至反對、否定之能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一再宣稱反對台灣實施任何形式、任何議題的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是普世價值、基本人權，不應該有雙重的標準，也不應該畫上紅線，當然也不能在公投的民主路上反向，所以對於中國的反民主、反公投，讓我們非常的遺憾，但是也充分顯示了中國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還有一條非常漫長、坎坷的路要走，從政黨政治角度來看中國的民主，我們也都瞭解政黨政治，當然就是政黨可以公平競爭的政治，也是政黨可以有機會輪流執政的政治，在中國我們也都清楚的瞭解到，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還有一些政黨，但是這些政黨並不是民主的政黨、並不是可以獨立自主的政黨，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所指揮、控制之下的尾巴黨、是他們的附庸，所以跟所有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的民主政黨，還是有非常大的一個距離，所以遑論透過民主的選舉可以有政黨輪替的機會，今天我們所有新興民主國家必須要更加的努力，希望大家的民主經驗跟成功的故事，以及慘痛的教訓，可以給中國共產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與領導階層，更多借鏡、學習以及發揮民主燈塔效應的機會。所以中國共產黨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走向真正的民主，沒有錯，我也非常同意大家所說的，包括共產蘇聯的解體在一夕之間會發生，一樣的，柏林圍牆的倒塌也是在大家沒辦法事先預料的時間之外，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結果，所以很多的事情很難講，到底是三年、五年、或者是十年、二十年，真的很難講，中國共產黨中共政權什麼時候可以像我們與會政治領袖所屬的國家，能夠從威權、從集權、從共產走向民主制度，我記得有一位日本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曾經說過，也許就是這樣的一個時間點，也就是說根據過去的經驗，不管是納粹德國或者是共產蘇聯，他們都在舉辦奧運會之後的九年解體，所以中國共產黨中共政權也在今年2008年舉行北京的奧運，所以他預料在九年之後，他們也會解體，只有中國共產的的集權統治、黨國體制的解體，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民主之路，也許再九年的時間，到底是長是短很難講，不過我相信在場的各位，們就可以等到九年之後，到底是不是能夠應驗，應該很快就可以知道答案。
最後，我必須要再次補充的一個議題，也是跟我們今天談到政黨政治有關，我們從1月12日台灣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來看看政黨政治的走向，也希望各位政治領袖能夠不吝指教。
個人認為，1月12日台灣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有兩大問題值得加以正視。第一，選舉結果封殺小黨的生存空間。第二、選舉結果讓很多選票變成制度性的廢票。這兩個嚴肅的問題確實值得我們來加以正視。我們都能了解到，不管是兩大黨的政黨政治國家，或者是多黨政治的國家，都有小黨的存在空間。小黨絕對不是花瓶，小黨所代表的意義是我們對不同的意見、對少數意見的包容跟尊重，所以戴克拉克前總統在中午我們的對話中，特別跟我提到，在他擔任總統期間，為了推動政黨政治，對於小黨的一些包容與尊重，他提出來只要小黨能夠拿到16,000票以上的選票，就可以分配政黨在國會的席次，對於小黨有很大的保障。這是值得我們來學習的一個地方。否則，像這次的選舉結果，有一些小黨，儘管已經拿到超過3%的得票率，3.5%甚至4%左右，只因為沒有達到政黨的門檻5%得票率，竟然在國會連一席都沒有。這絕對不是好的現象。我們希望能夠加以正視，也希望能夠有所補正。
其次，我們談到，有些選票便成制度性的廢票，這是非常嚴重、也是非常嚴肅的一個課題。我們都了解，像這次選舉的結果，以民主進步黨拿到38.17%的得票率，比上次的立委選舉成長了2.45%，但是得票率成長，席次從原先89席，是所有席次四成的比例，到這次選舉結果，只拿到四分之一不到的席次，只有27席，這樣的一個比例是否相當？到底新的選制有沒有什麼問題？一樣地，按照政黨得票率，中國國民黨如果將3年前的得票率和這次做比較，中國國民黨連同親民黨計算在內，大概是到達了5%，而民主進步黨較三年前成長了2.45%，但是國民黨的席次反倒由原先的些微過半數，一躍成為擁有四分之三席次的政黨，民主進步黨由原先佔有40%的席次，到今天的不到四分之一，這有沒有問題？我相信有很多的地方達到30%幾的得票率，但是在國會竟然沒有代表，這樣的聲音到底怎麼辦？會不會再回到20年前的街頭時代？會不會再回到體制外的抗爭時代？好不容易經過20年的辛苦、努力，從街頭走向國會，從體制外的抗爭，走向體制內的競爭，而今天選舉的結果在在顯示，因為制度性的關係、因為選制的問題，而讓很多的選票變成廢票，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記得在昨天我與金泳三前大統領閣下有一段對話，他也特別提到新當選大韓民國大統領的李明博，他說李明博的得票率打破從前的記錄，但是他說最令人擔心的地方，就是接下來4月份的國會選舉，大國黨很可能在國會的議席不只過半，而且有可能達到三分之二，他認為如果大國黨再拿下三分之二的國會席次的話，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我相信有很多政治領袖對於很多的政治議題，包括我們今天談到的敏感、重要的，不管是憲法選擇、政黨政治、轉型正義與公民社會的議題，大家所提出來的高見，在在值得我們省思，也在在值得我們重視，以上幾點，再來就教各位前總統閣下以及與會佳賓、各位好朋友。
經過一天的討論，總統在閉幕典禮開場致詞，呂副總統也在場作陪，總統致詞內容為：
經過兩場次的領袖論壇，針對憲政選擇、政黨政治、轉型正義與公民社會等四個議題，來進行引言、主講與廣泛的討論，各位政治領袖的現身說法與深刻省思，不但讓本人獲益良多，相信更值得所有愛好民主與自由的世人所重視與珍惜，今天的議程也逐漸進入尾聲，我們想利用最後的機會與時間來邀請各位領袖，針對全球新興民主論壇未來的發展與工作提出期許跟建議。
當然，也希望能夠進一步聆聽在剛才本人所特別提到的有關公民社會的議題，其中本人提出希望成立「全球企業夥伴獎」，作為全球新興民主論壇第一項具體的合作計畫的擬議，我們希望能在台北成立全球企業夥伴獎的基金會，透過民間以及企業的捐贈募集相關運作經費，每年從新興民主國家對經貿及科技創投與發展有特殊貢獻及潛力的人士10位，每一位頒贈全球企業夥伴獎及美金10萬元，同時邀請得獎人來台灣作短期的訪問，直接與台灣的企業領袖來交流，並積極促成共同合作投資的可能性。所以對於剛才的淺見與拋磚引玉，我們也希望接下來前總統閣下在發言的時候也能夠有所觸及、討論，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共識，以便接下來我們能夠積極加以推動並落實。謝謝大家！
在與會貴賓提出各項意見後，總統發表總結談話，內容如下：
非常地感謝各位政治領袖的與會及發言，以及對全球新興民主論壇的肯定支持，與期許建言。其中包括對全球企業夥伴獎倡議的樂見與建議，我們也希望能把它列為論壇宣言的附件，今後我們將據以積極推動，參考各方的意見來具體落實。
民主從來不是由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民主的建立需要奮鬥與爭取，民主的鞏固與深化更不是理所當然，有人曾經形容民主的發展就像是騎腳踏車，必須不斷地前進，才可能騎得更穩、更遠，稍有任何的遲疑或者放慢速度，整個車身就開始搖晃，甚至傾倒，這樣的形容對台灣更是貼切，因為台灣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腳踏車生產國。過去的經驗證明，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發展的過程全盤模仿，或者引進先進民主國家的經驗是不夠的，有太多的難題及困境是新興民主國家所獨有的，我們已經跨出一個不曾被人探索的新境界，除了靠不斷的摸索、學習與反省之外，完全別無他法，但我們並不孤單，所有新興民主國家都是相互提攜，相伴同行的好夥伴，讓我們一起努力為自身的民主發展找到全新的思考與可行的方案。
經過將近兩年的倡議與籌備，第一屆新興民主論壇即將劃下圓滿的句點，但新興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才剛開始，在此誠摯的歡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們的行列，民主從來不只是言語跟理念而已，更是具體的行動與實踐。全球新興民主論壇的成立不但揭櫫了我們對自由、民主與人權、和平的渴望與堅定信念，同樣也鞭策著我們必須進一步擬訂具體的工作計畫與推動步驟，將靜態的意見交流轉化成動態的行動實踐，這不但是全球新興民主論壇的使命，更是所有與會政治領袖們共同的期盼與承諾。
最後敬祝各位領袖們政躬康泰，各位佳賓先進朋友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全球新興民主國家國運昌隆。
隨後，與會貴賓共同簽署宣言，並由佛洛瑞斯前總統代表與陳總統互贈宣言，全體貴賓且合影留念，第一屆全球新興民主論壇至此圓滿畫下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