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總統府

　　總統府今天舉行95年5月份國父紀念月會，陳總統水扁先生親臨主持，並聽取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張清溪專題報告。
　　典禮於上午十時在總統府大禮堂舉行，總統由秘書長陳唐山陪同抵達會場，呂副總統及中央政府首長均出席與會。
　　在唱國歌及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後，張清溪教授以「中國經濟的崛起與兩岸經貿的推動對台灣就業環境的影響」為題作專題報告。
　　專題報告內容為：
　　兩國間的經貿往來，從整體而言，基本上是雙贏的，這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結果，只是有利益分配問題（有人獲益、有人受損），因此進一步會影響到所得分配。就業是整體經濟的一環，效果是類似的，只是就業市場的受害者更難承擔，嚴重時還會影響到社會安定。
　　經貿往來的形式之一是「對外直接投資」，一般認為這對本國就業必然有害；但若涉及的是兩個正常國家，這個「有害」在理論上與實務上都不必然。
由於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台灣對中國投資與兩岸的經貿往來，本質上增加了許多對台灣不利的因素，因此不但不應該「推動」，而且還要有所「節制」。至於「中國經濟崛起」一說，爭議極大；但不論真假，台灣都首當其衝，更值得我們關心。

一、正常兩國間的貿易
　　兩個正常國家間的貿易，對兩邊都是整體有利，但進口國與出口國內部不同群體的利弊不一，所得分配可能均平化或差異化，看情況而定。
1.對整體有利、但各群體利害不一
　　經濟學可以很容易的證明，市場經濟下，不論進口或出口，都會增加整體國民的總福利。不錯，進口國的國民總福利也是增加的，因為廣大的消費者可以獲取的消費之利，超過進口品的本國生產者的損失。
　　所謂「市場經濟」，意即政府不干預下的個人自由交易行為。買賣雙方的自願交易，必定是雙方都有好處，否則就不能成交，這就是所謂「雙赢」。國際貿易只是涉及到兩國，其基本原理與國內市場上的兩人交易，是一樣的。
　　當然，進口品的本國生產者是受損的，因為有人來跟他競爭了。其實，出口品的本國消費者也是受害者，因為出口會提高該物的本國價格。但是，經濟學可以證明，進口品的本國消費者之利益，超過進口品的本國生產者之損失，因此整體而言，國民福利增加。同樣的，出口品的本國生產者之利益，超過出口品的本國消費者之損失，所以本國的國民福利也是增加的，這個整體之利就是經濟發展。
2.所得分配與社會安定
　　那麼，要不要彌補受害者呢？就正常的貿易而言，沒有必要，因為任何人都可能從這個物品的進出口受益，從那個物品的進出口受損，沒有明顯的哪個特定群族受益、哪個特定族群受損。也就是說，所得分配沒有明顯的均平化或懸殊化的趨向。
　　如果有不正當競爭行為，例如傾銷，或者政府強力介入，如補貼出口、關稅或非關稅障礙，那就會改變以上的推論。如果在短期內大量的進口，也會因為本國產業結構調整不及而影響到社會安定。這是另一個問題。如果一國對另一國懷有敵意，貿易可能變成「特洛依木馬」，那就涉及國家安全。遇到這些情況，政府都有必要去關心，嚴重的就要有平衡對策。
　　以上討論的「生產」面與「就業」環境是一致的。對生產者有利，就會改善就業環境；對生產者不利，就不利就業環境。

二、正常國家間的對外投資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簡稱FDI）是兩國間經貿往來的一種，但通常被單獨列出，特別是討論它對本國就業的影響時。FDI不是把錢投入他國股市、銀行存款或購入公債（這叫「間接投資」），而是直接到對手國去經營事業的投資方式。所以很多人認為：這不是把「工作機會」輸出到對方去了嗎？當然會減少本國的就~機會呀！
1.擴廠或遷廠
　　不一定，這要看是怎麼個投資法。簡單講，你的FDI是「擴廠」還是「遷廠」？如果FDI是把整個廠連根拔起搬過去，那是會減少本國的就業機會，而且其途徑還不止一端。首先是這個廠的工作機會沒有了；其次是它對另一國（通常是因為那裡的工資便宜才搬過去）的生產，會在國際市場上與本國沒有外移的生產者的出口競爭；如果它又回銷到本國，那就再一次打擊到本國的生產，就業機會再次減少。
　　如果這個過程是漸進的，它的影響不大，因此產業結構在環境變動（有人外移）之下，會有合理的調整（找尋利基）。其實這種調整本身就代表著經濟發展，台灣過去從農業到製造業再到服務業的發展，與世界所有先進國家的歷程，都是這樣過來的。
　　但是，正常的FDI並非遷廠，而是「擴廠」，包括在生產的上下游間、生產與研發間的國際分工。這種情況，本國就業可能有結構調整，但就業量不會減少，甚至可能增加。這種分工，一般認為應把「研發」留在國內，實際「生產」移到國外，但這也不盡然。瑞典的多國籍公司常把研究發展等技術性的工作放在海外的子公司進行，國內的生產活動反而增加，而且對非技術性勞工特別有利。
　　經濟學講這有兩個效果：「替代效果」與「產量效果」。前者是到國外雇人替代本國的就業，會減少本國就業機會；後者是因整個提高產量而有助於本國就業的增加。至於淨效果如何，就是個實證問題了。
2.美國的實證經驗
　　美國本來並不重視國際貿易，雖然它進出口量雖大，但相對其「國內生產毛額」（GDP）而言並不高；一九七○年代，進出口合計占GDP比例的所謂「對外依存度」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可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全球化」如火如荼進行著，美國的貿易金額也逐年擴大。到二十世紀末，美國的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了。
　　伴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益，全球化對美國就業市場有顯著的影響，主要是低薪者就業更困難，薪資更低。相對的，高教育者高就業，而且也高薪資。這就造成所得分配的惡化。但是，總體而言，失業率並未提高。其實，美國在近幾十年享受著從未有過的長期持續繁榮與充分就業。
3.台灣的實證經驗
　　台灣大量對外投資，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了，結果如何呢？顧瑩華與陳添枝教授對此有個切題的實證研究。他們用經濟部每年「工廠校正」調查中，在一九九三、一九九九與二○○○年這幾個年份的資料，分析有無對外投資對台灣國內就業的影響；該資料包括台灣將近九成的廠商。
　　說明列舉如下：
(1)在一九九○年代，台灣製造業「有對外投資」的廠商，其就業量增加，而「無對外投資」者，其就業反而減少。但到二○○○年，就業增加減援，就業減少加遽。
(2)雖然對外投資廠商整體在這段期間的台灣國內就業量是增加的，但「只對中國投資」者，其在台灣的國內就業量反而減少，甚至還不如「無對外投資者」；「同時投資中國與其他地區」者，國內就業增加有限；沒有投資中國而「只對其他地區投資」者，其在台灣的國內就業量大幅增加。表中「投資地區不詳」者，其在國內的就業量大幅減少；這些很可能有較高比例是違規到中國投資者（所以才「不詳」）。

三、台灣對中國投資與兩岸經貿往來
　　中國與其他地方不一樣，其他地方的好事，到中國就變成壞事。為何投資中國的廠商，其國內雇用停滯落後，而在中國以外地區投資者其國內就業卻有成長呢？顧瑩華的解釋是：「第一，只在中國投資的廠商，其規模較小，在投資海外之後，國內生產線調整的能力不足；第二，在中國的投資性質大半是國內生產的替代，無法對國內生產產生帶動的效果，因此投資之後，國內就業亦呈停滯的狀態。」
　　簡單說，到中國的投資的廠商，比較多是「遷廠」，而到其他地區投資者則多屬「擴廠」。
　　台灣對中國投資與經貿往來的「問題」很多，以下我們簡單列舉說明。
1.台灣對中國投資與經貿往來太集中
　　2005年，台灣對中國的直接投資（FDI）占我全部對外投資的71.1％（包括香港則超過72％；經濟部投審會資料）。這顯然太過集中了。因為中國的市場沒那麼大。以GDP（國內生產毛額）而言，中國GDP只占世界的4.35％；以國貿市場而言，中國的進口量也只占世界的4.1％，顯見台灣的FDI過份集中在中國。
　　是不是中國潛藏著未來的希望，不能用它目前的規模為準來衡量呢？我們看世界各國對中國投資，也沒有像台灣那樣高比例的。韓國本來不高，最近竄起，也不過就占它對外投資的38.37％（2004年，若包括香港，則為41.67％）；日本也算是高的，但也只有12.96％（含香港14.65%）。美國呢？美國對中國的直接外人投資根本還列不進它對外投資的前十名（只有1.84％）。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如此。上述台灣對中國FDI的超高比例，是根據經濟部投審會資料計算的。但台灣總共對中國投資多少呢？投審會的加總結果，到2005年是454億美元。而民間的估計，至少有1,000億美元，根據《投資中國雜誌》，則高達2,000億。最近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及安全調查委員會」的中國科技發展報告（Emest H. Preeg報告），則稱截至2004年底，在中國吸收的5,621億美元「外人直接投資」中，台灣約占一半，即有2,810億美元。而投審會登記的至2004年底的我們FDI，只有412億美元，還不到15％呢！
　　如果「到中國投資」會顯著的減少那些廠商在台灣的雇用，這麼高密度的對中國投資，當然不利台灣的就業環境。但這還只是直接效果。這些廠商生產的東西，在國際市場上會打擊台灣出口，因為大陸的工資很低，而且環保也很寬鬆，降低了不少成本。將來有一天，若台灣開放中國貨進口，那影響會更大。
　　台灣就業環境確實在1996年後，突然變得不好了，2000年後更甚。台灣失業率與對中國投資的關係，也已經過驗證有相當強的關係。我們從資料中，也可以看出這些年來的變化，特別是因關廠歇業而失業的比例，顯著增加了。但從表中數據顯示，青少年受影響的比中高年齡者更大。
　　經貿往來的另一項是貿易。台灣對中國的出口，基本上與對中國的投資有連帶關係。2005年，台灣對中國出口405億美元，若加上香港，則為716億美元，占總出口的37.8％（同年輸出到美國的只有15.5％，到日本的7.65％）。反觀韓國、日本、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則分別只有其出口總額的（2004年）19.62％、13.07％與4.3％。這部份對台灣就業環境，是有影響，因為本來由台灣完成的製程，現在有部分製程移到中國（但這部份影響還是比較小的，因為其中也有部份因中國出口增加而受益）。但隨著中國產業群聚效應的擴大，原材料與中間產品逐漸由中國內部製造所取代，對台灣就業環境的不利因素會逐漸加大。
　　將來台灣在WTO進程下陸續開放中國產品進口，那將是影響台灣就業環境的另一個階段。
2.中國價格的威脅
　　中國以13億人的全世界最大國家規模，卻傾全力發展對外經貿，這是很不合常理的。本來，國際濟貿是為彌補國內市場之不足而進行的國際分工。以中國領土之大、東西南北地理環境之多樣化、人口之多所構成的龐大市場，國內已經足以形成獨立的發展體系。但是，這麼大的國家，卻有極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誠屬匪夷所思。
　　台灣有2,300萬人口，目前的對外依存度（即進出口總額占GDP之比率）約在110％；韓國有3,000萬人，其依存度在70～80％；美、日等1億至3億人口國家，依存度約在20%。以此推算，13億人口國家的對外依存度，應在10％以下才算正常。事實不然，中國的對外依存度，在「改革開放」伊始之際，是在10％；但隨後逐年快速增加，到2004年，已高達70％了。2005年更衝向80％了。
　　這麼高的對外依存度，產生兩個結果：一是對世界市場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中國國內的一舉一動，會透過經貿往來，反映到國際市場上。二是如果中國對外的經貿與外資發生變化，中國經濟將受到很大的影響。
　　目前國際市場上流行一個名詞，叫做「中國價格」（China Price）。貿易界人士知道，任何東西被中國介入生產了，別人都不要想再生產了，因為中國的報價，低到和你生產的原料差不多，你用這個價格生產，保證賠錢。美國的家俱、螺絲、電腦、網路等產品，「中國價格」所向披靡。但這種事不止發生在中國與先進國家間的貿易糾紛，也發生在中國和其他不那麼發達的國家之間。
　　在西班牙小城埃爾切（elche），一雙當地生產的旅遊鞋價格在20歐元上下，最低8歐元。而中國在那裡的溫州商人，售價在5歐元，有的僅售3歐元。結果低價惹了眾怒，2004年9月20日，500多西班牙人上街示威，抗議中國人的傾銷，燒毀了中國人的鞋子倉庫。2004年，巴西承認中國的所謂「市場經濟」，結果中國紡織品、鞋子、玩具、輪胎與汽車零件等，大舉入銷巴西。一年後，巴西被迫與中國磋商，討論如何限制中國產品進口。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包括阿根廷、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已經對中國實施進口配額措施。
　　位於南太平洋的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2006年4月18日因選舉引發抗議，隨後變成騷亂；位於議會大廈附近的唐人街首當其衝，受到嚴重破壞。為什麼呢？這與「中國價格」也有關係。連非洲國家也因與中國密切的經貿往來，影響著他們國內的就業；惟目前因為獨裁者不顧人民生活，暫時沒有太多貿易糾紛。
　　如果連中南美洲國家也抵擋不了「中國價格」，我們有理由擔心台灣再開放中國產品進口以後，對我國就業環境的衝擊將十分巨大。

四、中國經濟崛起與崩潰
　　中國國內經濟尚屬落後，但因人多勢眾，加上大舉對外經貿，目前受到世界各國的注目。但中國經濟是不是崛起了？這卻是個大問題。中國若出問題，台灣首當其衝，台灣就業環境也就難免要受到影響，因此特別值得我們的關心。
　　中共政權自己可能有一個迷思，以為過去這段時間，經濟快速成長，成長率壓都壓不住，所以它可以這樣一路發展下去。其實，中國的發展，是以國家無限的低廉勞力、極端的社會分化、無度的貪官腐敗與道德淪喪、以及驚人的環境污染生態敗壞為代價。這樣的發展，是絕對不能長久持續的。
　　這個經濟體制，是在走鋼索。有一天什麼事情出現了，它裡面埋藏的問題就會爆發出來。中國內部暴亂不斷，中共自己承認2004年有7萬4千件暴動，2005年增到8萬7千件。這是內部危機。在對外關係上，人民幣被逼著升值，中國的民族主義在發酵，中共被逼著對外資趨向嚴苛，取消對外商優惠的「兩稅合一」蠢蠢欲動。中國想要自立「標準」（如網路標準等），而與跨國企業摩擦不斷。
　　另一方面，世界其他新興國家漸漸成為中國有力的外資競爭者。在2005年印度吸收FDI已經躍升到第二位；同時，微軟、英代爾、思科這些全球最頂尖公司都紛紛做出決策，將本公司的投資重心定在印度。其實，中國的工資上升、資源缺乏、電力不穩、社會分化而動亂，加上中共經常要脅跨國企業做出違反人權的行為，讓他們飽受批評，外商在內外交迫下，已經出現跨國公司第二次撤資浪潮。德國西門子已經首先採取「棄中國選印度」的行動。
　　中國的競爭對手還不只是印度。在科爾尼2005年全球離岸服務地區排名中，經歷過金融危機後東南亞重新崛起。馬來西亞的位次緊跟中國、印度，保持第3，菲律賓第4，新加坡第5，泰國則從第13躍升至第6。在FDI信心指數排名中，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大幅上升。巴西在2005全球首選投資地中排名第3，尤其在中國最領先的電子品製造領域，依然緊跟中、印列第3。同樣在這個領域，墨西哥則從2004年第21升至第4，在重工業和輕工業中升至第8和第6。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巴西的FDI猛增80%，達182億美元；墨西哥則增47%，達166億。兩家總和超過該年中國FDI的57%。2005年，巴、墨兩國增勢不減，中國卻呈下滑趨勢。

五、結論：政府能做什麼？
　　台灣經濟在經歷2001年負成長、2000～2005年的高失業率的調整期後，已經走向穩定成長。失業率從2001與2002年超過5%，逐漸穩定下降到低於3.9%，這裡有政府的努力，但基本上顯示了台灣的市場調整能力。未來只要避開「中國價格」的侵擾，預先防範中國崩潰的衝擊，就業環境不應該有什麼大問題。目前不論從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甚至媒體層面，影響台灣最大的就是「中國」因素（嚴格說是中共因素）。在市場經濟之下，我認為政府能做的，有下列兩項。
　　首先，提供企業正確充份的中國訊息。台灣到底投資多少到中國去了？這些投資中，成功多少？失敗幾成？有多少台商的財產被併吞了？如果中國金融發生問題（這是中國崩潰必然引發的問題），台商財產會有多少損失？台灣與中國的生產鏈會受到多大影響？這些都有賴平常的調查累積。政府不能做、不方便做的，可以委託民間來做。如果美國國會有資料，台灣應有更多便利條件可以做。正確的決策須有正確的資訊為基礎，包括政府與民間都一樣。這不僅因為資料是公共財，經濟學嚴格定義下的「公共財」，值得政府投出資，而且也因為台灣媒體報導的中國資訊不僅量少，甚至十分偏頗，過度美化。真正了解中共還有一個好處：你會知道中共崩潰的危機，因此不再懼怕中共。
　　其次，關心中國的民主化並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台灣現在面臨的問題，包括就業環境問題，根源都是因為中共是一個不正常國家。前文的分析也顯示，到其他國家投資的廠商會增加國內雇用，獨有到中國投資就會減少在台灣的就業量。如果有一天中國民主化了，我們面對就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政體，那時，經濟就可以跟政治分離，讓經濟的歸經濟。其實，中國人受到中共獨裁統治，受盡折磨，我們本著同根生的關心，也是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