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12月12日在總統府接受美國《CNBC》亞洲臺專訪，針對我國經濟情勢、研發創新、貿易自由化及兩岸關係等議題回應媒體提問。
專訪答問內容如下：
問：北韓甫試射飛彈，飛行時間約8至10分鐘即降落海裡，想請教臺灣對北韓試設飛彈的舉動有何回應？
總統：我們對於北韓發射火箭的事情一直在注意，就在半小時之前左右，我們也得到情報。在過去，北韓也做過同樣的事情，始終在東亞造成一些緊張關係，我們覺得這樣做是很不智的，因此我們對這樣的行為要表達不滿；另一方面，我們也瞭解不論是日本、南韓或是美國，均做了充分準備來預防，並且在它發生之後採取必要的行動，中華民國也會支持這樣的行動。
問：總統距第二任期上任已近1年，但臺灣面臨相當多的問題，一方面臺灣與中國大陸經濟整合趨勢是有史以來最緊密的階段，即便如此，臺灣仍面臨美國及歐債危機等挑戰，請問您的看法是？
總統：我們在4年前競選時有提出經濟成長6%的政見，在我第一任期間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們的成長是符合這個數目的，在2010年時，成長率曾經到達10.76%，但自去年開始，因為歐債的問題造成全球經濟低迷，不論是北美、西歐或是中國大陸，成長均趨緩，我們當然也受到嚴重影響，因為我們「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成長有70%均依靠出口。我們的出口從今年初即緩慢下跌，但到了9月又開始好轉，10月下跌了一點，11月也是正成長。我們的工業生產指數從8月開始就恢復了正成長，因此我們今年的經濟成長率也上修至1.13%，原來預估可能僅有1.05%，估計明年的經濟成長可以超過3%。這段時間的景氣低迷當然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並非僅有臺灣，不過由於我們對出口仰賴較重，所以受到的影響也比較大。
另一方面，我們在2年前與中國大陸簽署了「兩岸經濟協議」(ECFA)後，我們對於大陸的出口，尤其是ECFA所涵蓋的項目確實有成長，不過還是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對大陸整體的出口是有衰退，但假如沒有簽的話，衰退一定更嚴重，就因為簽了ECFA，我們才有機會與其他國家進行這方面的談判。例如我們去年9月與日本簽了投資協議，日本投資臺灣已60年，為何以前不簽現在簽，就是因為我們與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簽了這個協議，日本就願意擴大對臺灣的投資，今年日本對臺灣的投資在件數上也是第一名，它的效果非常顯著。目前我們與新加坡及紐西蘭也正在協商經濟合作協議，如果不是我們與大陸簽ECFA，這兩個協議恐怕都無法進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上任之前，我們有8年的時間都沒有與主要貿易夥伴有任何這方面的談判，在我上任之後才快馬加鞭地推動，儘管至今已有一些成效，但我們仍不滿意，我們希望在短時間內能夠完成與新加坡及紐西蘭的經濟合作協議。
同時，與中國大陸有關ECFA後續的部分，我們繼續再談判，也希望在明年可以告一段落，換言之，我們追求與區域經濟整合能夠匯流的政策需要一些時間實現。這段時間的景氣低迷確實是一件事實，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隧道盡頭的那一線曙光，因為經濟已經在復甦，只不過速度非常緩慢，不過各種指標均開始出現正數，因此我覺得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儘管不能太樂觀，但經濟往上走的趨勢應該是很明顯的。
問：總統對貿易自由化看法為何？除了雙邊經貿談判，有關貿易全球化，您曾經提過，臺灣將要花費約8年的時間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目前臺灣在簽訂TPP方面有什麼進展？為何需要花這麼久的時間？
總統：我們希望能夠加入「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主要是我剛才說的，在我上任之前，我們沒有與任何一個主要的貿易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這對於我們出口的績效有很大的影響，因此當美國與其他國家倡議推動TPP時，我國就表示參與的意願，但這是一個高品質的FTA，因此我們還需要創造有利的條件來加入。
我們現在和紐西蘭、新加坡簽經濟合作協議，就是創造條件的一部分，因為新加坡和紐西蘭都是TPP成員，如果我們和他們簽署了（經濟合作協議），就等於和部分的TPP成員簽署了（經濟合作協議）。又例如我們和美國也開啟了「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TIFA）談判準備，TIFA是我們和美國在1994年就簽署的一個協定，透過該協定我們可以和美國逐項洽商各種投資貿易的合作項目，如果這條路能繼續往前走，我們創造加入TPP的條件就會更成熟。
我之所以說希望8年之內加入，是因為確實需要一些時間，我們本來起步已經落後了，現在拼命努力是希望能跟上區域經濟的腳步。但是我的任期只有8年，前4年至少與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大陸）簽經濟合作協議，又與第二大貿易夥伴日本簽署投資協議，也與第三大貿易夥伴美國至少達成一個重新啟動TIFA協議的共識，我覺得至少我們沒有繳白卷。
但是這條路還很長，我們只有逐步把有利條件創造出來，所以我們的策略是要加速，但要想很快地自由化，不是純粹靠簽署協議就可以達成，政府、企業與民眾都必須要轉變心態，也就是我們必須更開放、更自由化，不能還存有過強的保護主義心態。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需要許多溝通與說明，才能讓大家瞭解，當你希望和別人進行貿易的時候，你不能只期待別人開放市場，而我們不開放，所以這也是一個需要強力溝通的過程，為什麼我們不是馬上就可以做到，主要原因在於還需要很多的溝通，但是看得出來，越來越多的國人能夠接受這樣一個發展，因為畢竟我們70％的GDP都靠出口，出口不振，經濟就會不好，而且我相信越來越多人都可以接受進一步自由化的政策。
問：臺灣外勞雇用比率有一定上限，請問這樣是否會對臺灣社會造成影響？高雄市政府已啟動兩層級制度雇用外勞，也有人認為不應該給外勞最低薪資，您認為這樣的挑戰會有什麼影響？又勞工議題是否影響TIFA及TPP的協商？
總統：政府立場一向是不贊成本勞與外勞薪資脫鉤，因為根據我國「勞動基準法」，不論本勞或外勞的薪資標準基本上應是一致的，因此我們不會在此議題上有任何改變。
我們希望在中國大陸的臺商能回臺投資，當然不是沒有條件，例如投資金額及項目等。原先赴中國大陸投資的廠商，部分屬勞力密集產業，他們會選擇投資東南亞，因為臺灣的勞力成本較高，因此一定要高科技、創新或加值做得較佳的廠商回來才會有競爭力。
外勞係臺商回臺投資的因素之一，但非唯一因素，我國內企業雇用外勞比率不能超過該公司勞工總額的40%，此一標準沒有改變，但不同產業有不同百分比，從5%、10%、15%至30%等都有，我們現在是針對某些行業允許可以提高外勞進用比率，但總比率仍不得超過40%。我們不要給外界印象，認為臺灣須靠外勞增加競爭力，我們的競爭力應放在創新及加值等層面，但臺灣目前確實有部分產業找不到本勞，因此我們放寬一些外勞比率，但總比率沒有改變，同時我們不會違反國際規範，亦不會讓臺美關係受到影響。
我們在吸引臺商回臺投資政策中，除准許國內企業雇用外勞，同時其亦須雇用一定比例的本勞，這樣才能創造本勞的就業機會。
問：研發係經濟發展非常重要的一環，請問總統如何看待研發議題？
總統：截至目前，我們在研發方面的比重大約占GDP3%，韓國在這方面確實比我們高，但我們與「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的國家相比已不算低，甚至比部分國家還高。不過我們還是希望繼續加強研發部分，因為我們若欲讓產品加值或創造品牌，研發會是最重要的關鍵，這也是我常說不要把工資當做最重要的因素，研發所創造的價值更為重要，若沒有靠研發創造價值，工資將不易提高。韓國的投資研發領域可說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一點值得我們效法。
問：請問總統如何鼓勵增加研發的投資？
總統：我想要鼓勵企業投資研發領域，其實這道理非常淺顯，企業若不透過研發，將不易開創新產品或增加舊產品價值，在國內凡是重視研發的廠商，在經濟不景氣時所受到的衝擊都較小。
政府目前正推動「中堅企業躍升計畫」，也就是近期很流行的「隱形冠軍」概念，意即企業雖不大，但它所生產的產品在該領域中能占到全球前三名。我們有部分產業做得到，因此政府鼓勵這樣的產業持續發展，除給予研發相關的專案補助，經濟部也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國內大學等單位開發10項我國目前尚未具有的「工業基本技術」。
臺灣可以生產世界一流的手機，但其中仍有部分關鍵元件來自進口，因此從一年多前，我們即開始推動該項計畫，並在資訊、通訊及光學等領域做到關鍵元件的進口替代，意即我們自己能夠生產這些關鍵元件。倘能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就能看到更多中小企業，它的規模雖不大，卻能在許多小領域中領袖群倫，此亦是德國經濟學家赫爾曼‧西蒙（Hermann Simon）所提倡的「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概念。據他估計，這種「隱形冠軍」產業目前在全世界約有2,700多家，此為我們未來努力的方向，亦是研發所帶來的紅利，企業若能研發，產品價值就能增加，亦能不怕不景氣。
換句話說，我們對於中小企業研發的重視，主要經過兩個管道，一個是由經濟部補助研發，第二個是針對企業無法自行開發的技術，由政府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協助，等到技術開發出來後再移轉給企業，過去我們也做了很多類似工作，現在特別加強，尤其是對於一些比較困難、而我們自己還沒有的基礎工業技術進行研發。
問：臺灣屬於中收入的國家，若未增加投資及創新，可能難以增加勞工薪資，請問總統是否認為臺灣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總統：就臺灣的研發及年輕一代的創造能力來看，我們是有信心的，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的發明家、設計家參加世界各大城市所舉辦的比賽，幾乎都名列前茅，包括紐倫堡、日內瓦、匹茲堡及韓國首爾的發明展等全世界四大發明展，我們最近參加全部拿第一。另外，臺灣高中生出去參加競賽，例如奧林匹亞競賽，不論是數學、物理、化學、地球科學或資訊科學等，均表現優異，可見基本上我們的教育不錯，也因此我們仍能維持競爭力，但是我們一定要繼續加強。
另方面很重要的是，我們與韓國、新加坡、香港及中國大陸有一點不一樣，即臺灣通貨膨脹率比較低，過去幾年都只有1.5％左右，今年會比較高，因為暑假時蔬菜水果的價格上漲許多，但是今年仍能保持不超過2％，除了日本之外，我們是亞太國家裡面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最低的，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們不應該加薪，我們仍應增加待遇，但若產業結構不改變，要增加待遇就會比較困難，此即為何政府全力鼓勵企業不僅應提高效率，亦應提高價值；不光是重視「效率導向」（efficiency driven），也要變成「創新導向」（innovation driven）。
政府推動政策時，企業界應會隨著政策而改變（經營策略），因為有了政策就會有該方面的補助。例如我最近訪視幾個中小型企業，其中一家總計只有160人，但有四分之一的人做研發，所研發的技術占全球前三名，僅次於德國及瑞士，這些工廠、企業就是我們未來要鼓勵的，這些企業不可能馬上就變成大型企業，儘管規模不大，但是技術層次很高，故始終能在市場上保持占有率，不怕經濟衰退。剛提到我國70％GDP須靠出口成長，在此情況下，若不改善結構，將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政府現在做的就是減少外界影響，改善對外經貿環境，相信如此即可避免你剛提到的陷阱。
美國專利局所核發的專利中，臺灣排名第四，但以每一百萬人的專利數而言，臺灣排名世界第一，臺灣的教育使人民擁有足夠能力，但要如何將創新及發明的能力轉化為商業產品，是我們所遭遇到的重大挑戰，政府也視此領域為努力目標之一。
最近英國《經濟學人》發表一項調查，叫做「where to be born in 2013？」，問大家最希望在哪個國家出生？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經說過在美國出生是他很大的競爭優勢，這個調查在25年前、即1988年時做過，那時臺灣還沒有上榜，今年11月調查時，臺灣排名全球第14，比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義大利及韓國都高，什麼原因？我認為一定有其理由，包括社會、經濟等各種因素，證明了臺灣在過去的25年中一直在進步，我們在這25年中也碰過經濟衰退，但每次衰退都安然度過，相信我們可以「關關難過關關過」，因為臺灣人民的優勢並未因衰退而失落，大家的鬥志仍非常昂揚，我對國人有充分的信心。
問：臺灣薪資多年未上漲，造成人民不滿，政府目前並面臨財政赤字及年金等議題，很多人認為若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個簡單解決之道，即歡迎更多陸客來臺，然而臺灣陸客人數比例遠低於香港，陸資在臺投資也未如外界想像高，請問您的因應對策為何？
總統：現在難以大幅提升薪資，最重要的還是要改善我們的產業結構，並且擴展外銷的國家，至於說觀光事業的成長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過去4年中，我們創造臺灣有史以來最多的外來旅客，在我上任之前每年只有372萬人次，去年已超過608萬人次，而今年可以到達700萬人次，為歷史上空前的數字。
我們的觀光客來源，其中大陸觀光客約占三成左右，而其他來自於港、澳、東南亞、日本及歐美的旅客也同時在增加中。觀光當然為重要的收入來源，我們會繼續努力提高品質、增加投資，才能增加觀光客的來源，但這也不是短期內就可以達成，因為人數固然重要，品質更重要。
剛剛提到退休軍公教人員慰問金的問題，與其它的年金問題相較，當然不完全一樣，早年因為軍公教人員之待遇很低，所以退休金，包括年終獎金，都希望在退休之後還能比照發給，不過40多年來，軍公教人員之待遇已經大幅改善，因此，外界對於這種軍公教的待遇有意見，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整，除維持當年照顧弱勢的堅持，對於在此範圍外的，希望大家可以共體時艱，現在也正在進行廣泛的溝通。實際上，政府的財政未來一定會面對年金制度所帶來的許多問題，我們一定要有一些改善和改革，否則到了7、8年，或10幾年後，就會發生嚴重的虧損。這些虧損雖不會在我任內發生，我可以完全不碰，但我覺得身為一個總統，不能只看這幾年的問題，必須要看10年、20年之後的，必須為這個國家的長治久安打好基礎。因此，我主動表示願意面對此一問題，這與美國的財政虧損是不一樣的，美國是幾個月後就會遇到，而我們雖然5年內都不會面臨到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現在不能不面對，因為現在還有時間可以處理，如不處理，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有問題固然值得我們憂心，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有決心去面對並處理這些問題。
問：請問總統對於《經濟學人》雜誌將您評為「bumbler」的看法為何？為何不對該雜誌表達抗議？
總統：我們對國內外任何批評的態度都是一樣，不是事實的部分，我們已請駐英代表處澄清，至於評論的部分，我認為屬於新聞自由，我們要尊重。對於外界評論，我們都是秉持此一態度，事實有錯誤，我們會去函更正、澄清；若是評論，則屬於言論自由。
我駐英代表處已向該雜誌說明，他們的報導並非都是事實，事實上臺灣這幾年在區域內的經濟實力表現並不差，不論是經濟成長及通貨膨脹等數據，以及我國全球競爭力被評比為全球第7、亞洲排名第3，僅次於新加坡及香港，且勝過南韓及中國大陸等，因此我們的經濟表現已獲得公正評論。
另方面，我身為總統，非常重要的責任是在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在兩岸關係方面，因改善雙方互動，已大幅度降低臺海緊張情勢，使得兩岸關係成為60年來最好狀態；此外，因恢復臺美高層互信，讓雙方不論在國防安全合作及其它領域交流等，都是斷交30多年來關係最好的時刻；我們與日本關係亦是如此，這些都是「經濟學人」雜誌該篇文章未提及的。
我認為國內外媒體若對我們有批評，第一個反應就是先檢討到底該批評所針對的事實部分是否正確，若不正確，我們會去函更正；若有關言論自由部分，我們則採取尊重的態度。我們的反應跟亞洲部分國家不同，主要係因我國自由與民主已發展到某一程度，國家元首對於媒體言論自由還是要尊重。
比較特殊及少見的是，該篇報導出刊後，該雜誌亞洲總編輯親自寫信給我駐英代表處，說明臺灣有部分媒體翻譯錯誤。此外，該篇報導也指出，我國在這段期間低收入戶增加許多，其實是有所誤會，此乃因為去年我國修改法律，放寬低收入戶認定標準，由原先26萬人放寬至約81萬人。換句話說，並非我們低收入戶的實際人數增加，而是標準放寬，這一點他們是有誤解。
問：兩岸關係是60年來最穩健的時刻，請問您是否認為兩岸金融業應進一步自由化？
總統：兩岸關係在過去4年中有非常重大的改善，使得過去的對立減少了許多，雙方走向一個和平發展、互利共榮的未來，這點我覺得對臺灣、大陸，或者對整個亞太地區及美國而言都是一件正面的事情。
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採取的政策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並且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上，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這個政策架構可以說是決定兩岸過去4年能夠和平發展最重要的原因。當然兩岸之間還有許多不同的看法，目前都被擱置了，因為我們覺得那些議題短時間內都無法解決，所以我們在一個「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共識下開展關係。
您剛剛提到，雙方當然還是有一些問題，現在無法解決或不容易解決，但是雙方也都發現「擱置爭議、共創雙贏」是一個值得繼續推動的基礎，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創造更多和平紅利。所以兩岸在這些議題上也開始建立一些互信，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臺灣這麼小，又在一個非常複雜的東亞地區，有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在這三強之間我們如何找出一條生存之路，而過去4年的發展證明這條路我們大致上是走出來了，但是要很小心地走才不會跌倒；所以我們走得很謹慎，但是走得並不猶豫，這點非常重要。
我們在這方面（兩岸金融業）的合作，我們覺得和中國大陸還有許多需要再談判的地方，但是任何事情都開頭難，跨出這一步，像今天（12日）的報紙也看到，大陸的人民銀行指定中國銀行在臺灣的分行做為貨幣清算的機構，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們在這4年中，走出很多60年來的第一次，很多的第一次才創造了現在這樣的情勢。我們很珍惜這個成果，但是也要很小心，想想看，4年前是什麼樣，如果沒有這樣做，我們對於這一次歐債危機因應的方式，是不是會產生更嚴重的後果，或我們經濟的復甦會更慢，所以這條路已經是一條不歸路，必須一直走下去，對於臺灣、大陸、東亞以及整個世界的和平，都會有幫助，至少現在再沒有人說臺灣是一個「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相反的，大家覺得臺灣是一個「和平製造者」(peace m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