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副總統秀蓮女士於十二月廿一日接受「德國之聲」亞洲部主任克納伯（Guenter Knabe）專訪，該專訪部分內容已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晚間九時播出，答問全文如下：
一、台灣婦女對台灣經濟成就有何貢獻？看來婦女在經濟發展中擔負之任務似較男性為多，畢竟婦女仍有雙重負擔：一方面須工作賺錢，一方面須照顧家庭及子女的教育等。
答：從我提倡新女性主義以來，台灣婦女權益這三十年有極大進步，在政治層面特別感到驕傲，可以分享給世界各地聽眾的是，目前中華民國的副總統是女性，行政院的部會首長中有四分之一是女性，我們的首都台北市的市議會也有三分之一以上女性議員，在立法院中也有五分之一為女性立委，這樣的成績証明台灣婦女在政治領域，漸漸能參與決策及國家資源的支配；在經濟領域而言，雖然過去大部份是藍領階級，但我們現在的教育水平男女幾乎也是一致的，尤其未來在高科技發展方面，女性也漸漸進入優勢主導的地位，所以今後女性的經濟地位會愈來愈強勢。
目前我國女性就業比例是百分之四十五，現在幫助婦女就業所需突破的瓶頸是家務事的管理，如果女性在外工作仍需處理家務，當然就不勝負荷，所以新政府也正在構思，如何讓家務的管理漸漸走向企業化；其次是如何讓家裡的長輩及小孩可以獲得照顧，個人一直強調”from womb to tomb”， 也就是從子宮到墳墓、有關個人生老病死之事，都是政府要關照的事，在此理念之下，新政府今後幾年會澈底協助所有的雙職、單親家庭來處理好家庭事務，以及照顧家裡的長輩及幼童。
二、台灣過去被國民黨這一保守政黨所統治，而社會也似乎相當保守，這對於婦女解放及兩性平權而言，不甚有利，您致力婦運多年，您認為台灣婦女相關事務還有哪些問題需要改進？
答：三十年前我挺身而出批評男性中心思想時，當時台灣社會非常封建、保守，但經過三十年的努力，特別是民主化落實及經濟起飛之後，婦女不但有受教育的權利，也可以擁有就業及創業的機會；接著在參政方面，也大大提供了婦女參政空間，在這樣多方面的努力之下，男女地位已有非常大的不同，就像剛才所提及，在政治界有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比例的女性參政，這在全世界應屬前幾名的國家，再進一步就是要減少女性在外工作及家務事照顧的壓力。
目前就女性而言，個人覺得需迫切處理的是人身安全及人格尊嚴的問題，因為性騷擾及家庭暴力是世界性的問題，女性因天生體能較脆弱，面臨男性蠻橫不講理的暴力，女性基本上是受害者，在女性尊嚴的捍衛上，因為過去的文化是重男輕女，目前另外一股很不好的歪風是，過度情色文化，將女性當作是sexual object，女性身體過分物化的結果，讓女性的尊嚴盡失，這是我看到的兩個隱憂。
因此，我們要澈底處理兩性之間的關係，就一定要維護女性的尊嚴，女性不是sexual object ，女性是獨立自主的「人」，這是最重要的一點。所以我一直認為要「男尊女敬」，男士要學會尊敬女性，女性也要相互尊重；第二，是兩性共和，男女不但要平等，而且要互相和平、和樂相處，這是很重要的新境界，而女性也要知道如何保護自己的身體，讓男性尊重女性的身體，而非虐待女性的身體。這是一個文化的運動，必須推廣，如果每一個人都能互相尊重，則所謂的性虐待就會減少。
三、您剛才所說台灣男性利用女性身體的情形，在西方歐美社會也很普遍，您認為西方社會與台灣社會在這方面有何不同？
答：將女性往性的方向刻意誇大、窄化，這根本是世界性的問題，全世界婦女應超越國界、超越宗教、超越文化團結起來，建立女性與男性一樣皆是獨立自主的「人」的新文化，這也是全世界應努力的方向。其次，也是世界性的問題｜不要用非理性的方法來對付一個人｜男性因為身體及體力較強壯，所以就要征服女性、迫害女性，這是全世界應共同譴責的。人與人之間應該用理性、用尊敬、用愛去相互對待，真正愛的文化應該要從這個角度來提昇，所以我宣布公元二○○一年，不僅是男女平等、更是「兩性共和」元年，兩性要相互和諧、和平共處。
四、您以人權捍衛者聞名，您對台灣在人權方面的紀錄是否全然滿意？
答：如果不滿意是進步的原動力的話，現在說已經很滿意，那就 不會進步。不可否認，台灣的人權比起二十、三十、四十年前進步非常多，以前我們談到人權，就會提到執政黨是不是在迫害政治反對份子，較側重在政治人權，現在台灣完全地民主化、自由化之後，擁有政治權力者，自己受到許多批評、約束，不可能再去迫害別人；但是我們現在所期待的人權，不只是政治人權，而是社會人權、文化人權，所以我們在乎的是擁有權力者有無照顧那些應該照顧的人，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每年人權的成績一直受到批判，因為人民對政府的了解更多，對政府的期待更高，所以會覺得對婦女照顧得不夠好、勞工問題以及環保問題處理得不夠好等，所以目前政府受到相當大的壓力，但基本上，我覺得這就是進步，因為過去不懂得人權的重要性，不敢批評、期待政府時，對人權的要求當然較小，現在因為人權的觀念普遍，要求很高，所以政府一直受到很大的壓力，這也就是台灣進步的原動力，所以即使政府受到批評，我還是覺得有進步。
五、教育對台灣未來經濟及社會發展而言是一項基本的議題。台灣仍相當傳統的教育體制似乎會阻礙年輕一代發揮創造力以及因應電子時代的來臨，您認為台灣應如何進行教育改革？
答：過去十幾年來，無論政府、民間對教育改革非常重視，教育部也在李遠哲院長大力支持之下，推動教育改革方案，目前有些已制度化，譬如以前的學校學生非常多，一個班級有五、六十人，現在是小班制，大部分都在三十五人以下，這是政府花了不少的經費完成的，還有台灣並不是以申請的方式入學，而是以聯考招生，雖然很公平，但對學生的吸收、創造及學習能力都有相當程度的傷害，所以我們已改變原有的制度。
我個人認為，台灣正在結束一個舊的世代，進入一個新的世代，就空間而言，我們不再是孤立的海島，而是邁向世界新舞台的模範生，因此我個人對台灣的教育改革特別強調幾點：第一，我們要加強本土化，因為過去的執政黨相當壓抑本土的文化，本地人不了解台灣歷史，對台灣地理的認識，還不如對中國的了解，這是錯誤的，所以我們絕對要認同台灣本土的文化，同時也要培養世界觀，這點我們過去做得不夠好，我認為本土化與世界觀應齊頭並進，因此包括英語教學都應提前完成；第二，廿一世紀最重要是科技化，對於科技知識的傳遞，以及高科技人才的培訓是終生的，從小到老都應不斷地推廣，同時人文也很重要，只有科技教育而欠缺人文素養，會培養很多科技怪獸，對人類並非幸福，愈強調科技技術，愈不能忽略對文學、藝術、音樂、美術以及整個人類歷史傳承的了解，所以我強調人文與科技並重的教育方向。
當然廿一世紀也是兩性相互尊重、平等及和睦相處的時代，所以正確、健康的性別教育，也同樣重要，過去太重男輕女，我們今後要教導男、女兩性在各生活領域，包括在學校、工作職場，以及家庭婚姻生活中，學會互相尊重、合作，這關係到每一個人幸福的性別教育，所以我個人對以上三點特別關心。
六、最近您出任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負責人似令人驚訝，畢竟您是學法律出身。您出掌此一工作原因為何？您如何因應此一新的任務？是否勝任愉快？
答：這個問題應該由陳總統來回答，為何指派我擔任總統府科技諮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但他或許也會問柯林頓總統為何讓高爾副總統（本身也學法律）擔任美國白宮國家科學暨科技委員會召集人，而且也做得很好，美國的網際網路建設，不可否認，高爾副總統扮演重要角色，而且由於高爾所領導的高科技顧問群做得很好，所以讓柯林頓總統主政期間，經濟蓬勃發展。
我個人接這個位子，是因為我擔任桃園縣縣長時，感到高科技的重要，雖然我不了解高科技的專業特性，但仍可作為一個管理者，協助高科技產業完成投資、開發計畫，包括維持一個非常清廉、高效率的政府，滿足產業界的需要，因為對他們而言，時間就是金錢，很多事情他們也配合得很好，包括最簡單的垃圾處理、廢棄土、廢棄物處理配合等，因此桃園縣高科技的總產值，超過新竹科學園區。我個人覺得，因為我有如此的經驗，所以也有信心，可以接下這個職務，事實上，我們在籌備的過程中，也受到全國科技界的高度重視，目前我們也邀請台灣非常優秀的高科技領導者參加委員會，下個月初，我們將召開第一次會報，擬定年度的工作計畫，相信在半年時間，我們將會整理出非常好的高科技發展的政策報告。
七、台灣的經濟正致力於升級至高科技，貴國在這方面仍須與美日等各國競爭，貴國是否能夠克服此一困難？
答：我們必須謙虛的承認，我們無法在短時間內超越美國與日本，但是以過去的經驗，台灣在高科技發展方面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資訊科技的領域裡，我們硬體的總產值已高居全世界的第三名，有非常多的產品如掃描器、ＰＣ板、滑鼠等產值高居全世界第一位，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以晶圓代工打入高科技半導體領域，這樣的貢獻也是全世界不容否認的。就在十天前，我親自主持了磊晶片代工廠的動土，磊晶片的學名是GaAs是砷化鎵，比矽晶片更先進，全世界目前可從事磊晶片代工者，只有台灣；全世界有五家生產六吋砷化鎵IC晶圓，其中有三家在美國，歐洲有二家都是自產自銷，只有台灣的穩懋半導體公司是在很短的三年時間內，就領先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磊晶片的代工廠，這是很好的訊息。以此為例，我們可以了解，台灣有非常多優秀的高科技人才，值得大家重視，我們願與全世界並駕齊驅，在高科技領域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八、您是否能想像台灣未來與中共合作，與海峽對岸之中國人攜手，以利在高科技及多媒體的領域中取得領導地位？
答：由於兩岸人民觀光及投資交流，可以預見，未來兩岸合作關係會再加強，兩岸政治人物都應揚棄過去歷史仇恨及恩怨。我認為，兩岸應該是遠親及近鄰的關係，我們的祖先確實來自中國大陸，所以我們是很遙遠的親戚關係，但在地理上我們也是很好的鄰居，所以雙方應該攜手合作，尤其在高科技的領域上可以互補。目前台灣高科技產業到中國大陸投資生產，是因為台灣的產業結構起了變化，中國大陸提供廉價勞工，而台灣的工人素質高，工資及成本也較高；我們願以寬廣的心胸來看待這件事情，這不是台灣的損失，而是台灣國力的延伸，只要他們心中有台灣，他們在中國大陸的成就，就是台灣的成就。
我認為，廿世紀人與人相互欺壓，或者國與國相互爭奪、侵略的錯誤應該告一段落，廿一世紀人與人應相互尊敬、疼惜，國與國間同樣也應合作與分享、互通有無，如此就可達到世界大同的境界，我很誠懇希望兩岸之間能往良性的方向發展。
九：您的言論中共方面極為關切，您認為這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
答：過去他們對我有些誤會，曾花了不少的精力來抹黑、打壓我，我三十年來從事的各種活動可以証明，我的基本立場及理念都是一致的。對中國大陸我們也是充滿了善意與誠意，不論北京如何醜化我，台灣人民與中國人民絕對友好，而且無冤無仇，我們也相信北京的領導人在跨入廿一世紀之後，也會隨著時代潮流，放棄霸權的思想。我一直提倡台灣「人權、民主、和平、愛心、高科技」的柔性國力，我們以此經驗分享給世界，我們沒有威脅性，我相信北京的領導人一樣的聰明、慈悲，所以當北京了解，我誠心誠意希望北京爭取到公元二○○八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辦權時，他們一定覺得訝異，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我們也期盼中華人民共和國能順利完成二○○八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此同時，我相信兩岸都能分享更多的和平與發展。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我也帶動地方政府作好準備，當大陸重要政治及經濟領導人有機會來台灣時，我們要展現最大的誠意，讓他們看看真實的台灣，我相信人與人的接觸，基於善意與理性，可以化解許多不必要的紛爭及緊張。廿一世紀是和平與愛的世紀，慈悲與智慧是我們共同的語言，我不認為廿一世紀會有戰爭，所以請北京領導人重新認識台灣人民，也重新認識呂秀蓮，我覺得非理性的批評及指摘都不需要，我們希望兩岸人民及領導人都能以慈悲及智慧來處理所有的事情。
十、您是富有魅力的女性，但對中共而言卻是不受歡迎的人物，您對此有何看法？
答：我覺得政治是一時的，做人卻是一輩子，台灣人民共同的尊嚴、整體的安全，以及未來發展的福祉，我必須謹記在心，我所說的各種言論，都是基於此一立場，廿年前如此，結果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滿意，就把我抓去坐牢，出獄後仍是一樣。在此，我還是誠懇呼籲北京的領導人能重新認識我，重新認識台灣人民，當然我們也希望中國大陸也能以開放的態度，讓我們有機會到北京認識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