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參加「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倡議大會，大會閉幕時，並和與會的薩爾瓦多前總統佛洛瑞斯(Francisco Guillermo Flores Perez)、韓國前大統領金泳三、蒙古前總統奧其爾巴特、波蘭前總統華勒沙（Lech Walesa）、南非前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等政治領袖，共同簽署「全球新興民主論壇成立宣言」。
與會領袖在宣言中鄭重宣布，共同發起成立「全球新興民主論壇」。論壇將借重新興民主國家領袖們的實際治理經驗，致力於探究新興民主國家轉型之成功因素；分享在轉型期間因應挑戰，進而鞏固、深化民主之經驗；思考協助尚未民主化國家完成民主轉型。
「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倡議大會開幕典禮首先由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王金平致詞，隨後總統及五位政治領袖分別致詞；開幕結束後，先後舉行兩場領袖論壇，就「民主轉型期的正義」、「憲政體制的選擇」、「國家與族群認同的分裂」以及「大眾傳播媒體與民主發展」等議題表達看法。論壇結束後，六國領袖也就「全球新興民主論壇」提出期許，接著，並以簽署「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宣言及合照方式舉行閉幕儀式。在開幕之前，領袖們也參觀了「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倡議大會影像展。
總統於開幕典禮致詞內容為：
自1970年代開始，全世界大約有三十個國家，包括今天參與倡議大會的六個國家，逐漸轉型成民主體制，開啟了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這些新興民主國家與先進民主國家相比較，呈現出許多共同的特點。先進民主國家民主化的歷程基本上是「漸進式」的，而新興民主國家則更多是「跳躍式」的，民主的到來就像「柏林圍牆」的倒塌，在百萬群眾的激情吶喊中一夕完成。
然而，伴隨著民主的到來，舊有的權威被打破，但新的秩序卻尚未建立，過去在高壓統治之下被掩蓋的各種矛盾迅速浮現，民主化所帶來的反而是更多的對立、抗爭與衝突，民眾的情緒從對民主高度的嚮往進而轉為懷疑，甚至失望，為民主的衰退及舊有勢力的復辟提供了機會，成為所有新興民主國家共同面對的困境與難題。
但我們堅信民主的困境與難題，唯有透過民主的鞏固與深化才能獲得解決，走回頭路絕對不可能為我們提供任何的答案。
歷史的事實證明，民主的發展不可能是一直線的，而民主的演進更不可能移植。過去先進民主國家發展的歷程，可以是我們重要的參考，但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新的課題與挑戰，相信所有的新興民主國家都還在摸索與學習，也沒有人有所謂「正確」的答案。所以，每一個國家的經驗，尤其是帶領邁向民主化時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親身體驗與觀察，絕對是進一步鞏固與深化民主最重要的資產。
希望透過今天的倡議大會，以及「全球新興民主論壇」的誕生能為民主在全世界的發展增添更多的助力！
總統於第一場領袖論壇致詞內容為：
我們都知道，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曾經說過：「對於威權統治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罪，發號施令的、服從的、支持的、甚至袖手旁觀的，都直接、間接支持了威權統治。」當然這樣的道德反省，沒辦法作為實現轉型正義的政策指導原則，但卻指出了處理轉型正義的難題。懲罰一旦開始，仇恨與衝突隨即接踵而來，究竟應如何劃出一條合理的界線，同時滿足正義與團結的要求。
特別近二十年來，大部分新興民主國家都是透過不流血革命的方式完成邁向民主的轉型。除少數獨裁者被剝奪了政治的權利，舊有的統治集團仍然在政治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尤其當對威權統治的支持與反對，是以族群的認同、國家的定位，甚至是宗教的信仰為分野，則更增加了處理轉型正義難題的複雜性與困難度。
以台灣來講，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也就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威權統治者對台灣人民最大規模武力鎮壓與屠殺的六十週年紀念。對於「二二八事件」，過去的威權統治者先是否認它的存在，之後則是極力的淡化它的真相，甚至扭曲它的意義，把「二二八事件」描寫成單純的「警民衝突」，即使到今天這樣的努力依然不曾間斷。
針對「二二八事件」和在威權統治時期對基本人權迫害的處理，自本人擔任總統之後，除了對受難者及其家屬予以補償及賠償外，更進一步予以平反及恢復名譽、將相關的官方機密檔案予以解密及出版、將每年的二月二十八日訂為「和平紀念日」放假一天，並將於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成立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但是對於相關的施暴者及加害者並沒有進行責任的追究與任何的懲罰。轉型正義的處理在台灣是相對平靜與沈默的，但過去所造成裂痕與傷痛卻始終無法真正有效癒合。我們的努力絕對是不夠的，未來應如何的推動，有必要更用心的借鏡各國寶貴的經驗，同時也需要積極尋求全民的共識與支持。
如何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要真相、和解，還是要清算、鬥爭，有人講：沒有真相，就沒有寬恕，沒有寬恕，也就沒有和解。但是我們也瞭解到，寬恕絕對不是和稀泥，而和解也不是沒有是非。至於清算鬥爭、鬥爭清算，冤冤相報何時了？清算鬥爭的結果，未必有真相，有時候可能更掩飾真相。我們就以不義黨產的追討為例，有人講必須把它當成大是大非，不能夠有寬恕，當然也沒辦法和解，不過也有人認為必須立即處理、限期變賣、全部出脫。個人認為有關不義黨產的追討，可能必須透過政治協商、立法解決。
這一場次的論壇，雖然將「民主轉型的正義」與「憲政體制的選擇」訂為兩個次主題，事實上，兩者是互為表裡。制定新憲法往往是各新興民主國家體現轉型正義最重要的象徵，標示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紀元的開始。
由威權邁向民主最具體，也最清楚的意象，就是由一部新的民主憲法取代原有威權獨裁的舊憲法。今天在座的五位政治領袖，薩爾瓦多於1983年、韓國於1988年、蒙古於1992年、南非與波蘭都於1997年，不論是透過修憲或制憲，也不論是經由國會議決或是公民投票，每一個國家隨著民主化的推進，接著而來都是一部新憲法的誕生與施行，沒有一個國家是例外，相信這絕對不是偶然，也不是主辦單位刻意的安排，這是新興民主國家共同的趨勢。
民主就是主權在民，而憲法是人民行使基本權利的保障書，如果一個民主的國家，她的人民被剝奪或被限制有制定新憲法的權利，這樣的民主絕對是不完整的，更是有缺憾的。
民主同時也是由人民做主人，不但要有做主人的形式，更要有做主人的實質與國民意識。一部新憲法草案的草擬當然是非常容易的，但要如何激發全民的參與、討論甚至是辯論，使這部憲法能夠忠實的反映一個新的國家共同體意識的誕生，則是民主能否獲得鞏固與深化的關鍵。
過去的15年，台灣曾經經過7次的修憲，但都只是將過去威權統治時代所留下來的舊憲法作局部的修正與微調，但個人深信為台灣催生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時機與條件都已經成熟，而各位政治領袖，當年主導或催生各國新憲法的寶貴經驗，絕對值得台灣借鏡與學習。所以在今天，我也必須非常嚴正地指出，聆聽各位剛才的高見，真讓我們心有戚戚焉，為什麼薩爾瓦多能、韓國能、南非能、波蘭能、蒙古能，而台灣不能？如何催生台灣新憲法是我們共同的志業，今天不做，明天會後悔，如果沒有台灣新憲法，台灣絕對稱不上是一個正常的、完整的、進步的新興民主國家。
總統於第二場領袖論壇致詞內容為：
二０００年當本人就任總統的時候，記得當時的民調顯示，自認是台灣人的占百分之三十六點九、自認是中國人的為百分之十三點一、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是百分之四十三點八。到去年的十一月，最新的民調報告，自認是台灣人的是百分之六十點一、自認是中國人的為百分之四點八、兩者都是為百分之三十三點四。雖然過去的六年多，「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台灣民意的主流，但國家認同的分歧，迄今仍然是阻礙台灣內部團結最重要的因素。
國家認同的分歧對台灣的影響是全面的，不管是語言、文化及教育政策的擬定，或者是政黨之間持續的惡鬥，以及部分媒體長期偏頗的報導等等都包括在內。此外，國家認同的分歧也嚴重衝擊台灣的對外關係與國家安全，使得這個議題顯得格外的迫切與嚴峻。
台灣於過去的一百多年，政權經過多次的更迭，同時台灣也是一個移民的社會，不同時期來到台灣的人民，基於不同的歷史經驗，對於國家認同有不同的堅持與信仰，這不但是可以理解的，並受到憲法充分的保障。如果為了解決國家認同的分歧而放棄了民主的原則，台灣就失掉了存在與奮鬥的價值。
然而，「一棟分裂的房子是站不起來的」，國家認同可以分歧，但國家不能夠分裂。面對國家認同分歧的挑戰，我們始終堅持對民主憲政堅定的信念，也儘量採取特別寬容的態度，希望基於對台灣這塊土地的熱愛，以及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人民為求生存與發展所共同擁有的歷史情感，能夠凝聚成為一個新的國家共同體意識。雖然這一條路走來格外的坎坷與艱辛，也承受外界最大的壓力與阻撓，但我們始終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也將持續堅定的走下去。
我相信，我們都非常羨慕今天與會的五個國家沒有所謂「國家認同」的問題，在台灣，我們不但有族群的問題，更有國家認同的問題。我們認為，只有堅持台灣主體意識以及新的國家共同體意識的路線，我們才能夠凝聚國民的意識來建立全民共識，所以個人一再的倡議，我們希望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因為這不但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台灣民意，而且也是超越統獨跟意識形態。我們認為，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不但是因為2758號聯合國決議只解決了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並沒有解決台灣2300萬台灣人民集體人權以及在聯合國代表權的問題，而且參加聯合國不但是我們的義務，也是我們的權利，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也不違背本人所宣示的「四不」承諾，更不涉及到所謂的國號的更改，因為我們發現，目前在192個聯合國會員國國家當中，他們入會的名稱，跟正式的國名，也不一定完全相同，其中入會名稱跟正式國名不同的國家，佔了74個，也就是說，大概有將近四成的聯合國會員國，他們入會的名稱跟正式的國名是不一樣的，所以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絕對是我們可以努力的重大方向。
其次談到大眾傳媒跟民主發展，對言論與新聞自由的打壓，是走向威權與獨裁的第一步。同樣的對新聞與媒體嚴格的管控，也是任何威權體制能夠存活的命脈。從威權邁向民主，原有的新聞媒體，如何從威權體制之下的宣傳機器，轉型成為民主社會超然、公正的第四權，相信是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品質與內涵能否進一步提升最重要的關鍵。
過去在威統統治時期，在台灣只有政府和執政黨，以及與執政黨關係密切的特定人士才可以經營媒體。今天媒體的經營已經完全的自由化，同時黨政軍也全面退出媒體，但不可諱言，過去與威權體制關係密切的媒體工作者，依然在台灣的言論市場上具有高度的影響力。
過去本人曾經為了追求與捍衛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結果被執政當局以所謂的「誹謗罪」羅織成獄服刑八個月。就任總統後，不論是本人或由本人所領導的政府，卻是受媒體惡意攻擊與批評最激烈的受害者，實在是歷史最大的反諷。
依據相關的民意調查，台灣民眾對媒體的信賴度只有百分之一，顯示台灣人民對目前媒體的亂象，相當的有意見。儘管這樣，本人仍然矢志對於言論、新聞、集會及遊行等自由的保障，「寧可過，不可不及」。不過有一點是比較令人擔心的，不是對媒體的信賴只有百分之一，媒體的信賴度低影響之所及包括媒體的民調也逐漸的發生問題，我們就以在前不久、去年年底北高市長選舉為例，其中高雄市市長的選舉，在最後的民調，不管是平面的或者電子媒體的七家，他們所做的，也就是說執政黨所提名的市長候選人落後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五，但是十二月九號投票的結果，竟然當選了；一樣的，在台北市市長的部分，不管是2002年或2006年所作的執政黨市長候選人民調，好像都只有百分之十九，但是最後分別以百分之三十六跟百分之四十一的得票率來達致這樣的一個選舉結果；其次，我們也發現，不只民調不可靠，甚至在開票過程當中，竟然不是按照實際的得票來開票，有所謂的灌票的現象，就以2004年總統大選來講，本人最後是當選者，我也不過是拿到六百四十幾萬票，但是在整個開票的過程當中，竟然我的對手可以拿到七百多萬票，這種嚴重灌票的結果，也讓後來的選舉紛爭造成沒辦法補救這種不幸的損失，但是到目前，二年多過去了，也沒有聽到那幾家灌票的媒體，向全國的選民說一聲抱歉。
總之，媒體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自己的缺點與不足，新聞自由對於豐富民主的內涵，捍衛基本人權不受侵犯，具有無可取代的功能跟貢獻。如何防止新聞及媒體的自由遭到濫用，自律絕對比他律來得重要。如何透過有效的機制，引導媒體能朝向專業、理性及客觀的方面發展，這是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而各新興民主國家在這一方面寶貴的經驗，不但值得台灣的政府借鏡，我相信也絕對值得台灣的媒體來學習。
總統在對「全球新興民主論壇」之期許致詞內容為：
在今天的倡議大會，與五位政治領袖針對四個核心議題，進行廣泛且深入的討論，雖然各國家的主、客觀環境並不一樣，每一位政治領袖所面對的挑戰與考驗也不盡相同，但我們發現彼此共同面對的困境與難題是一致的，值得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同時，期盼未來在「全球新興民主論壇」正式成立後，討論的議題能擴展到國際合作、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甚至生態保護等更廣泛的面向。
這次「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倡議大會」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揭開全球民主發展史上的新篇章，我們創造了一個真正屬於新興民主國家自己的平台。藉由各位政治領袖親自述說在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中，曾經遭遇什麼樣的困難，又做了什麼樣的決定，而背後的理由又是什麼，這些難得經歷是全球民主發展史非常珍貴的資產，更是「全球新興民主論壇」未來能夠持續成長茁壯的動力所在。
在此，本人也衷心期盼，希望能有更多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們加入我們的行列，積極展現新興民主國家對民主、自由、人權及和平等普世價值的堅持，而我們彼此之間的攜手共進，更是全球民主化運動得以穩定發展的象徵，以及對抗反民主逆流最堅定的承諾。
對於今天的4個核心議題，本人謹再作兩點補充，第一，早上各位政治領袖紛紛談到軍隊國家化的重要，大家可能沒辦法想像，在台灣2000年政黨輪替之前，軍隊是沒有國家化的，國軍不是國家的軍隊，而是屬於某一個政黨，所以，該政黨還有高級將領擔任黨的中央常務委員，在選舉期間，也允許軍人可以介入政治活動、甚至輔選，這些其實都違背軍隊國家化的精神。我們非常高興這幾年來在貫徹並落實軍隊國家化有非常好的成績，也讓軍隊國家化成為台灣政局穩定及社會安定的力量。個人曾經說過：國會亂、媒體亂，只要軍隊不亂，國家就不會亂。我們非常高興軍隊國家化能有非常好的基礎，但我們發現還是不夠，因為3年多前實施國防二法之後，其中最重要的軍隊國家化的內涵之一，就是「文人領軍」。所謂文人，絕對不是軍人把軍裝脫下來、穿上西裝就叫做文人。所以如何讓文人真正可以領軍，這才是軍隊國家化進一步落實、非常重要的關鍵基礎，本人也一直盼望在未來的任期之內能夠有機會做到。
其次，也就是最近在台灣社會、甚至很多媒體最為關注的所謂國務機要費和首長特別費的問題。我們都知道，行政院蘇院長曾經說：國務機要費、首長特別費都是歷史共業的問題，而呂副總統則說，有關國務機要費也好、首長特別費也罷，應該是民主轉型期症候群的問題。現在我們已經慢慢發現，整個事情的發展不是單純的司法個案，而是已經帶有濃厚意識形態的政治問題。我們不希望看到法律問題政治化，而政治問題法律化，這樣都不好。但是有時候政治問題不是透過政治手段來解決，這也不是唯一可以解決的最佳手段，政治問題有時候可能需要透過法律手段加以面對、解決。如果說國務機要費是透過所謂釋憲解決，則首長特別費是不是要透過修法解決，謹提供給大家參考。
最後，要再一次向各位參與倡議大會的政治領袖和貴賓朋友們致上最誠摯的謝忱與最高的敬意。
「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宣言內容為：
一、 我們二○○七年齊聚中華民國（台灣）首府台北市，審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檢討全球新興民主發展的成果與挑戰。
二、 與會者注意到，世界各國即便經濟與社會環境殊異，歷史文化傳統亦有其獨特性與多樣性，但爭取民主自由和保障人權的目標卻是一致。
三、 與會者並充分瞭解，近半個世紀以來，新興民主國家致力建立之民主體制雖已見成果，但在民主轉型期間確亦面臨諸多政治及社會的挑戰，尚須進一步提升民主品質，以善治達成民主鞏固及民主深化的目標。
四、 新興民主國家妥適解決轉型期間的困難，對擴展全球民主化，至為重要。然而，對於此類新興民主之發展及問題解決之探討，學術界仍在發展當中，各新興民主國家領袖亦缺乏一分享如何帶領國家及人民完成民主轉型經驗之平台。
五、 我們體認新興民主國家透過對話、相互交流、相互學習，以因應各項挑戰的重要性，並更加瞭解，為鞏固及深化民主、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增進全球公民社會發展，及保障全人類利益與福祉，新興民主國家領袖確有團結與互助之必要。
六、 我們今天在台北廣泛討論新興民主國家面臨的「民主轉型期的正義」、「憲政體制的選擇」、「國家與族群認同的分裂」，及「大眾傳播媒體與民主發展」等議題，並高度肯定陳總統提出，秉持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普世價值，以全球新興民主國家領袖為對象，建立一合作平台之倡議。
七、 與會者在此鄭重宣布，共同發起成立「全球新興民主論壇」。論壇將借重新興民主國家領袖們的實際治理經驗，致力於探究新興民主國家轉型之成功因素；分享在轉型期間因應挑戰，進而鞏固、深化民主之經驗；思考協助尚未民主化國家完成民主轉型。
八、 與會者在此倡議大會同時擬定「全球新興民主論壇」章程草案，未來期盼透過此論壇機制之運作，形成一股推動全球民主化的關鍵力量，並藉由新興民主國家團結與互助，促進全球民主化目標的實現。
九、 與會者決定，第一屆「全球新興民主論壇」將於二００八年在中華民國（台灣）首府台北市舉行。
西元二００七年一月廿六日於中華民國（台灣）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