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中午前往來來大飯店，參加國際扶輪第三五二０地區第七分區聯合例會，並致詞。致詞內容為：
今天想和大家談一個嚴肅的問題，原來給的題目是「台灣的前途」，但這太廣泛了，因為在座的各位都是社會菁英的菁英，有幸和大家見面，不敢搬門弄斧，我也很用心，努力看了最近的資料，就一個嚴肅的問題，藉這個機會和大家交換心得，也就是「北京當局對新政府兩岸政策的新的變局」。
講到台灣前途，我們絕對沒有辦法跳越兩岸關係不去思考。當然台灣前途也不只兩岸關係，兩岸關係之外，還有我們的財經、我們的治安、我們的民情走向都很重要，但環環相扣，最根本的可能還是和兩岸關係有影響。
今天民進黨的主席謝長廷先生正在水深火熱之中，由南到北好像對他都有一些嚴厲的指摘，關鍵點就是他以黨主席的身份提出說，民進黨不排除統一這樣的一個選擇，聽起來對很多熟悉民進黨政見的人就比較怪異。他為什麼會這樣講，我也不知道，今天下午讓他向大家說明。回想前一陣子陳總統說統一不是唯一的選擇，這兩位民進黨菁英所講的話很耐人尋味，我還沒有意會出來，所以我不做評論。
現在我要很嚴肅地和大家一起回顧，一起細細思考兩岸二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是一九九二年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最近講來講去都是九二年的共識；另外一個是「一個中國」到底怎麼回事，北戴河會議後，到底北京當局的最新對台政策是什麼。
我們知道，過去國共兩黨恩怨很深，一直要到一九九一年前後，海基會、海協會陸續成立，因為兩岸的民間交流越來越密切，延伸的問題也很多，比如說罪犯的問題、兩岸文書的查證，還有函件的掛號、查詢等等而引起，所以在九二年的時候，海基、海協兩會在香港聚會，原本是事務性的問題，中共卻說，我們兩邊都是中國，所以必須雙方先確認一個中國，才可以談事務性的問題，這個框框一定下來，我們的海基會代表就覺得非常的困擾，因為我們希望談事務性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是政治性的問題，於是展開很複雜的各種交往。
在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海協會提出了兩岸交流的五種表述方式，非常的囉嗦，我們沒有辦法接受。在兩天後十月三十日，我們海基會也對應提出另外五種表述的方式。海基會為了從海協會「一個中國」這樣的框框裏面突破，稍微要迴旋過來，所以主張說，我門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一個中國的內容各自以口頭表述。當初奉派到香港談判的海協會代表不敢做主，於是就回到北京。
在十一月三日，海協會的秘書長孫亞夫電傳給我們海基會的陳榮傑，這裏面同意而且尊重海基會的主張，同意用各自採用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的原則，至於口頭表述的具體內容另行協商。也就是當時擺在兩岸之間要討論的問題，文書的認證和如何打擊罪犯等等這些事務性的問題，因為北京希望大家先確認中國的內政，先要我們要贊成一個中國，我們認為一個中國不能馬上接受，所以當時一個中國的內涵由各自口頭表述。
同天十月三日海基會的新聞稿這樣說：我們口頭聲明的具體內容，我方將根據國家統一綱領及國統會本年八月一日對一個中國涵意所做的決議加以表達。這幾句聽起來很拗口，但是非常重要，因為今天很多人講九二共識，不知道九二共識是什麼，也就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海協會首先有一個傳真稿，說他可以尊重而且同意我們認為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一個中國的內容由口頭自己來解釋。於是海基會表明了我們對一個中國的內涵，是要以國家統一綱領及國統會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對一個中國涵意的詮釋。現在我要細唸一下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國統會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國家統一委員會在關於一個中國的涵意決議中主張：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雙方所賦予的涵意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統一以後，台灣將成為轄下的特別行政區。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的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的治權僅及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的一部份，但大陸亦為中國的一部份。」換句話說，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三日海協會和海基會就開始各說各話。北京那邊接受我們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至於一個中國的內容可各自表述，而我海基會發表新聞稿，表示我們所謂的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雖然她的主權及於中國大陸，但目前的治權只在台、澎、金、馬。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海協會又來函，片面指出我們已經認定接受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且認為所謂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接到這樣一個函，我們政府當然不會同意，這就是九二年共識，大家聽起照樣「霧煞煞」，但是這個「霧煞煞」就告訴我們兩岸關係的本質，就是這樣的「霧煞煞」。
九二年其實是Agree to disagree ，九二年的環境，是國民黨當家的環境，那個時候統獨還在強烈的爭辯當中，那個時候大家都還閉著眼睛，隨著主政者在喊：「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中國大陸。」其實在這種狀況之下，接下來北京也覺得不對勁，因為北京希望達到的目的是大家都接受一個中國，而這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以他的興趣是一個中國，而我們的立場是各自表述，所以是agree to disagree。
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在新加坡舉行，中共希望把九二年的共識再做一翻手腳，加以偏離，所以先發生「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的白皮書」，在這個白皮書裏面，就表明了三段論法，也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各位要記得很清楚，所謂一個中國有三個論述：第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第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所以只要接受同意一個中國，就等於同意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因為這三段論法是這樣的，當然我們不能這樣接受，當時的李登輝總統非常頭痛，想盡各種辦法，希望拖延，希望迴避。
到一九九七年，中共為了要緩和兩岸的局勢，開始內外有別。他對內，也就是對台灣，他說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最近再加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可是他依然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國唯一的代表。但在國際上的話，他講得非常堅定和明確，也就是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所謂內外有別，別在那裏？別在他第一次願意把台灣和大陸對等看待，但是中共這樣的方法是什麼？第一，兩岸之間的交流，沒有所謂非政治性的，最簡單的事務性問題，他也會認為是政治性的，而且他認為兩岸之間的事情，就是中國內政的問題，他把它內政化。他針對我們講話的時候，都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問題的一部份，但他在國際上，又拚命把台灣問題國際化，所有中國大陸的領導階層只要出國訪問，沒有不把台灣問題到處去喧嚷，到處去恐嚇，到處去威脅。所以事實上他是兩面做法，這也是自我矛盾，包括最近，每次對台問題都是由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來說明，北戴河會議以後，我常常笑他們，他們現在改了，開始要對台辦案，對台發言，但是在此之前，非常清楚，他是兩面手法，他是自相矛盾。
為什麼要這樣做？大家回想，今年三月十八日台灣人民用選票選出我們新的國家領導人，北京得到來自台灣某些我認為是親統派的訊息，認為如果三月十八日選舉的結果民進黨當選，由陳水扁和呂秀蓮執政的話，一定會立即宣佈台灣獨立，所以北京一定要以武力來犯台，這樣的虛聲恫嚇，不只影響到北京當局對台政策的判斷，也影響華府，以及關心台灣安危的世界領袖，所以一時之間緊張和強大的壓力都加在陳總統和我的身上，因為他們武斷認為民進黨一當家，立即會宣佈台灣獨立，所以北京一定要武力犯台。北京也提高了嗓門，向全世界警告，只要民進黨當選，他們一定用武力來對付台灣，就是武嚇加上文攻，而且果然相當程度奏效，以至於三月十八日選舉的結果，我們立刻感受到來自全世界非常強大的壓力，所以陳水扁總統也非常、非常的慬慎小心，非常的節制，而且用心表達高度的善意和誠意。
一路走來，新政府執政將近四個月，這中間有許多的曲折，可以說因為在選前有一些親中人士渲染、誇大對民進黨執政種種不實的預測，來深化了兩岸關係的緊張，誤導全世界，以為民進黨執政以後會宣佈台灣獨立。事實上，一路走來，大家可以知道，那是過度渲染，但不幸的是這件事情，已經誤導了新政府兩岸關係的方向。
現在我們必須看清一個真相，就是九二年共識其實是中共故意用來做為對新政府測試的一個伎倆，因為我剛剛分析九二年的共識到底是怎樣的共識，新政府在今年五月二十日成立，有沒有必要退回八年前兩邊沒有共識當中「霧煞煞」、吵來吵去、沒有共識的共識，除了你願意陷入這個陰謀、這個陷阱以外，我不認為我們需要接受北京的勒索，我們可以說我們認知到九二年的時候，海基、海協兩會曾經就一個中國的問題有各自表述，我覺得新政府講認知就好了，我認為美國方面也因為非常害怕台海會輕啟戰端，對我們新政府施加過份不當的壓力，我想我們今天應該因應新的世局，要看清問題的所在，新政府是經過人民選出，希望有一個新思維、新領導，不希望沒有來由的退回九二年的陷阱，這是今天我要嚴正表達的，因為我剛剛唸的那段話裏面，有非常重要的隱含，在九年前九二年那個時候環境之下，李登輝總統是沒有很大的選擇，他已經宣佈了終結動員戡亂時期，他還不敢提出更前瞻性的看法，所以大前提還是中國要統一，還是要努力促進和平統一，如果我們現在退回九二年，那麼是不是表明了願意接受他的三段論法。
當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什麼好爭議的，可是在國民黨領導台灣的時候，根本在實行兩個中國，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人可否認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毛澤東確實在中國大陸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孫中山先生所創立的中華民國，已經播遷到台灣來，所以事實上是兩個中國。兩個中國突然要退縮到一個中國，而下一個陷阱要承認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這等於要代表二千三百萬在台灣的人民，向北京當局投降，我想任何一個民選的公職人員都沒有勇氣，也沒有權力做這樣的投降。
北戴河會議對新政府的兩岸政策有怎樣的看法？因為他本質上還是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他本質上還是認定遲早要解決台灣問題，否則他都不滿意，所以陳總統當選以後，北京喊要聽其言、要觀其行，但事實上他用的是兩手策略，一方面立場堅定反獨促統，另一方面利用我們特有的民主和自由，向台灣的內部做許多的工作，這是我們要警惕的。陳總統已經善盡所有的善意和誠意，但到今天為止，我們沒有感受到北京有任何善意和誠意的回應，相對的，依然認定他是柔性的台獨，依然認定他是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路線，還是一樣惡形相向，在這次我們國人希望能夠加入聯合國，這樣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北京給我們比以前更大的壓力，更無情的打擊，他事先出函給所有聯合國的會員國，強力阻撓，不許任何一個國家支持我們，以致我們原有的邦交國在聯合國的表現，不如預期的好，甚至於我們最不希望見到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通通發言，對我們做不利的立場，這些都是我們非常嚴厲的警訊。更有甚者，我們看到北戴河會議以後，他現在暫時取下武嚇的態勢，可是他現在也在進行東海演習，他暫時不用武嚇來威脅我們，好讓全世界以為北京改變對台的策略，淡化了對台的野心。
事實上，下一個危機可能更加的重要，那就是如果他要打台灣，全世界知道如何來保謢我們。他現在暫時淡化武嚇，還是用文攻，開始以柔治柔，策略靈活運用，對我們來講，可能更加的危機四伏，值得大家重視。就我所看到的資訊，首先他利用我們國內高度的民主和自由，他想我們過去都會在美國國會做遊說的工作，所以他現在也充分從我們這裏學習，一方面加強在美國的遊說工作，另一方面也加強在我們台灣的遊說工作，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今年暑假，我們非常多的重要人士，都紛紛到大陸去訪問，我沒有反對的意思，我只是說這正是他們重要的策略之一，他們也在我們當中，培養第二軌道、第三軌道。
在大陸有投資經商的我們的台商應該也都同意，他們在進行政治摸底，了解統獨立場，如果太親民進黨，反對統一的話，跟贊成統一兩者之間，開始非常明顯的差別待遇。他們現在還在推動反台獨聯盟，積極邀請愛國台商加入反台獨聯盟，一旦加入以後，可能給予優惠的待遇，假如你抗拒的話，「點油做記號」，也許某一種白色恐怖會陸續進行。他們現在正積極推動西部大開發，用非常優惠的條件，特別希望台商協助他們到西部開發，但我相信聰明的台商都會看出西部大開發遙遙無期，真正要獲利還要很久。他希望我們把資金、技術提供他們去開發，然後去那裏生根，永遠不會回來了。他們還誘導我們的一些投資附和他們的國家重大建設，甚至融入他們的國防科技業，這些都是我們應該提高警覺的地方。他們向全世界特別表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現在稍為客氣一點，台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對我們來講有什麼不同，千萬不要以為這句話就對我們客氣了，其實糖衣裏所包的是同樣的毒藥。
台灣到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什麼樣的關係？希望做幾分鐘歷史的回顧，在我所看到的歷史裏面，台灣和中國的關係若即若離，一直到一八八七年滿清政府才第一次將台灣宣佈為中國的一個行省。但是一八九五年時，滿清派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馬關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無條件永遠割讓給日本，日本因此殖民台灣五十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投降，然後到一九五一年所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交戰國家才在舊金山開會，舊金山和約簽訂裏面有一條日本放棄台、澎的主權，但是並沒有講明，台灣和澎湖的主權要交給誰。這裏面不是忘掉，而是經過充分討論的決議，因為在舊金山合約簽訂的前一年一九五０年，韓戰就爆發了，當時中共是策動韓戰爆發的幕後者之一，所以與會人士認為應該讓日本因為發動二次世界大戰而懲罰她，要她交出台澎的主權之後，但不能又把台灣和澎湖拱手交給發動韓戰的北京當局，所以當時故意不提日本放棄台澎以後，台澎歸誰。但還因為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從大陸撤退到台灣，長期有效行使主權，所以在國際公法上可以解釋作中華民國在台灣有效行使主權而取得主權。但是我們看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沒有在台灣行使過主權，我們不必向他納稅，也不必擔心子女會被他徵調當兵。我們這裏有憲法、政府和人民，所以事實上我們絕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在北京的兩次對台白皮書裏面，三段論法步步為營，設下很大陷阱。國民黨主政的時候，只提開羅宣言，菠茨坦宣言，而不是舊金山和約，是很脆弱的地方。因為根據開羅宣言，只要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把台灣歸還給中國，在國民黨立場，他認為中國就是他，但在現在國際上的立場，認為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不能再提開羅宣言，不但內容絕對對我們不利，而且沒有拘束力，開羅宣言只不過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所有的同盟國因為要呼籲日本投降，而發表的暫時的文件，沒有人簽名，沒有國際公法的效力，所以不必提開羅宣言，應該要提的是舊金山和約，以及第二年一九五二年的中日和約。因為在舊金山和約的時候，已經發生誰代表中國的問題，毛澤東在北京，蔣介石在台灣，那個時候，誰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代表，最後決定兩邊都不參加舊金山合約。所以舊金山的和約有國際的拘束力，但對當事國反而沒有拘束力，於是五二年比照舊金山和約的內容，由中華民國和日本重訂中日合約。今天講台灣的地位，講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就不要忘掉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當時中國的主政者同意無條件將台灣和澎湖割讓給日本，一九五一年的舊金山和約是所有二次世界大戰交戰國一起簽署的，那時候日本無條件放棄台灣和澎湖的主權。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內容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代表，排除蔣介石集團非法竊佔聯合國的各種席次，此一決議非常不禮貌，但我們要面對現實。二七五八號決議是決定誰是中國的代表，但是沒有提到誰是台灣的代表；二七五八號決議只排除蔣介石集團，而沒提到中華民國。從聯合國的憲章來看，所有始創會員國第一個就是中華民國，而且有行政院長帶頭的十一個人的代表團都簽名了，我現在依然保存一份影本。換句話講，我們今天希望台灣能加入聯合國，不要被騙以為台灣真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也不要被騙聯合國當年的決定，就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包括代表台灣，從頭到尾沒有一個字提到台灣，而且當時的決議，只是排除蔣介石的代表，也沒有排除中華民國的代表，這就是留下今後如果要加入聯合國運動一個很好的法律空間。
並不是全世界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都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以我所看到的資料，一九七０年，也就是聯合國通過二七五八號決議，中華民國自聯合國撤退以來，到一九九０年差不多二十年間，與北京建交的國家方面，只有七個國家在建交公報裏面接受北京的要求，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有三十五個國家，提都沒有提到台灣的問題，其他的國家在北京的壓力之下，他們用了外交辭令，或則用Understand，或則用Respect ，或則用take note ，美國用的是acknowledge，認知但不是承認。而現在北京都在騙人，一直告訴全世界，全世界國家都承認北京，都否認我們，事實上，大家都上當了。
這段歷史回顧起來有點枯燥，但我們不能忽略，因為我們常常在節骨眼上搞不清楚，隨便東說西聽，大家都糊塗掉了。我認為九二年的共識不必再談，應該認知九二年那時候，海協、海基兩會各自就一個中國有所表述，我覺得認知有這回事就好了，新政府要往前看，不往後。今後一定要從一個中國的政治陷阱、政治勒索裏面脫困而出。我曾經發表一個演講，就是從一個中國破繭而出，因為它像一個緊箍咒，接受一個中國就表示必須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治我們的。他的一國兩制怎麼行得通，你們看香港統治了兩岸，一國兩制的問題非常多，我們當然不是香港，我們當然要追求我們的自主和尊嚴，所以一定要從一個中國來脫穎而出。但是我們絕對不是說這樣就是要與中國為敵，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從頭以來，我都認為，新政府代表新的台灣人民，要表達最高的善意和誠意，是不是要公開表示，國共兩黨的歷史恩怨告一段落，因為當時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打敗以後，可以說是逃難過來，延續到台灣全體的人民，糾纏不清的關係，在今（八十九）年五月二十日應該告一段落，立刻終結國共兩黨歷史恩怨，表達最大的善意。台灣和中國就血緣文化來講，我們願意承認我們是遠親，就地理來講，我們是近鄰，所以我的遠親、近鄰的主張在競選期間一再表達，獲得很多的肯定，但是北京當局的策略卻是相反，希望把我抹黑、把我鬥臭，這樣可以孤立陳水扁總統的領導權，宣佈我是中華民族的敗類，不可救藥的台獨份子，我個人已經習以為常了。
就像最近政治偵防，我的看法是，像我們從來就是被政治偵防慣了的人，如果今天還認為沒有政治偵防，那才是奇怪。可是我覺得最好笑的是，長期以來都在政治偵防別人的人，今天聲音這麼大，在罵人家不能政治偵防，這叫做黑色荒謬。當然不對的事情是不應該做，不好的事情是應該糾正，再過一一０天就要邁入二十一世紀，本世紀的錯誤希望在下一個世紀不要重蹈，本世紀做不好的事情，希望下一世紀做好一點。我現在擔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的召集人，在人權的立場，我要誠懇呼籲，我們既然是一個新的政府，也許還有一些舊政府留下的菁英，我不願說舊官僚，我講他們為舊精菁，我想大家都要反省，過去的錯誤不要再重蹈了，我認為每一個人基本人權和人格都要受到尊重，我也相信陳水扁總統跟我一樣的信念，希望能夠早日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相信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成立，將可確保每一個人免於恐懼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論、私生活的自由。在政治偵防之下，我已經受害很深很深了，我非常了解，這對人格的破壞、人權的傷害是多麼的嚴重，今後，舊的制度和舊的習性要改變，也需要立法和宣導，我肯定調改會同仁的勇氣，我希望他們不會有任何政治因素來干擾，確保每一個人的人權，確保每一個人的隱私權，應該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但這並不表示，國家安全可以在自由之下被踐踏，這也不表示社會的安寧可以藉由人權來加以摧毀，所以我的自由有一半是你的，同樣你的自由也有一半是別人的，在這樣的體認下，我呼籲，立法院即將開議，能夠以維護人權及國家安全的立場，來從長計議，制訂一套非常好的新法律，讓國家安全和人民幸福之間，取得最公平、正義的衡平點，讓調改會同仁的用心不要被政治化。如果過去有做錯事情，二十一世紀來臨的時候，我們不要再犯這樣的錯誤。但我也必須要講，如果過去參與破壞別人人權的人，我希望他也應該要面壁思過，更應該向國人公開道歉。今天台灣的自由和民主，是多少人用血淚所爭取來的，今年本世紀最後一次國際人權日十二月十日，我建議總統和我代表全國的同胞，來邀請全國的政治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一起，要向他們感恩，向他們禮敬，如果沒有他們五十年來各種方式的努力和犧牲奉獻，我們今天的民主恐怕還遙遙無期，我們飲水要思源。雖然我們不想對那些曾經在五十年裏踐踏人權、破壞民主鬥士的這些人加以譴責，但他們也應該有一點點良心，不要忘記當時如何迫害人家，怎麼做政治偵防，利用偵防來鞏固他的政權，鞏固私人特權，這些人有資格起來叫囂嗎？他們應該向全國同胞正式道歉，難道不是嗎？我們社會要公平、正義，就不能忘掉歷史，我們不要有仇恨，但歷史卻不可輕易的扭曲，不可以輕易的毀棄。
講了那麼多，心情有點沈重，但我還是覺得我們有前途的，我依然認為，我們現在雖然在國際舞台上不像中共那麼風光，但是我認為二十一世紀立國有一個最好的立國基礎，就是柔性活力。我認為我們的人權比起中國大陸和世界上許多的國家來講，我們已經是模範生了，我們的民主用不流血的方式，用溫柔、理性、和平的方式所建構的民主，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柔性活力。除此之外，我們高科技的產值和產量，更是令人刮目相看，還有我們越來越多的愛心，在九二一震災發生後，全國展現高度的愛心，在很多宗教及社會公義人士的提倡之下，我們現在不但行善台灣，而且幾乎已經兼善天下了，這樣的愛心如果能保護發揚，也是我們豐沛的國力。和平、愛心、民主、人權和高科技這五項是我們柔性的活力。「胡椒若辣，不必大粒」，雖然就人口來講，對岸有十三億，我們只不過二千三百萬，但是我們人雖少，土地也不大，但是卻已創下很好的成績，不要小看自己，用柔性活力，推動柔性外交，將會受到更多的歡迎，更多的肯定，因為我們所有的是創造性的、建設性的，我們所有的都是良性的，這些在二十一世紀會讓人與人之間更加親密，國與國之間會更加和諧，用和平跟愛，用高科技，用民主，絕對可以行善天下，而且可以所向無敵。因此，我們最近正積極規劃，希望能得到所有扶輪社社友共同支持，我們來成立國際台灣之友社，因為所到之處，有很多國際人士對我們很關心，有好感，但我們一直沒有把他們組織起來，最近在籌劃，希望能得到扶輪社菁英的支持，你們所結交的扶輪社的菁英，世界各國都有，把這個力量彙整起來，明年加入聯合國，請他們幫我們寫信，比我們自己寫信更有效。在此之前，我們要加入ＷＴＯ、ＷＨＯ，都需要他們的協助。
另外，各位在出國的時候，除了推銷自己的產品，別忘了也要推銷我們共同的母親，她的名字叫台灣，希望匯集大家的力量，製作一些精美的文宣，以後大家出國的時候，在背包裏面不要忘了攜帶推介我們共同的母親台灣的精美文宣，有機會就跟他們講，為什麼我們不能加入聯合國，我們台灣的優質在那裏，我們台灣一定是國際社會最好的成員，這是一種真理，這是一項正義，希望大家有這樣堅定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