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總統水扁先生昨(10)日接受美國「彭博財經新聞社」執行總編輯Rich Jaroslovsky、亞太地區電視總編輯Bill Dorman、亞洲區政治新聞總編輯Anthony Spaeth、亞洲區頭版編輯Jonathan Underhill、亞洲區電視記者Stephen Engle及駐台分社主任彭智明專訪，內容於今日下午刊登於該社網站，相關畫面並作全球性播出。
專訪答問全文如下：
問1：總統您認為台灣的經濟和鄰近區域國家相比，特別是相較於中國而言，似乎不是那麼理想，中國今年預期可以有4%、甚至4.5%的GDP成長，相對區域內其他國家和中國而言，您認為台灣的經濟是不是受挫，而表現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總統：就像這次IMD所作的全球競爭力評比，台灣退步一名，而中國有很大的進步，甚至首度超越台灣，我們當然不滿意，也希望能夠有更好的表現，但台灣在經濟的表現與政府的效能部分仍是明顯進步的；而在其他的評鑑報告中，如世界經濟論壇(WEF)所提出的報告顯示，台灣在全球的競爭力排名第13，而中國排名在五十之後，因此，不同的單位所作的評比事實上有很大的出入，但我們也絕非因此安慰自己，而是希望能夠有更亮麗的成績與表現。但我們也充分了解要維持台灣早期很長的一段時間10%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已經不太可能，因為台灣已經發展到某一個程度了，就如美國和日本也不可能有10%的經濟成長率，但中國的經濟成長力仍會起飛。雖然我們希望能表現得更好，但為什麼沒有如理想中的好，主要有兩大因素，第一是內部，也就是非經濟原因，台灣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新興民主國家會遇到的問題，台灣當然也跑不掉，且台灣有一個很嚴重的國家認同分歧的問題，讓台灣非經濟的因素影響到經濟表現；好比說去年的紅衫軍之亂及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的政治紛擾等，都讓台灣的經濟表現受到影響；另一個因素來自外部，也就是區域經濟整合部分，來自中國的壓力使台灣被邊緣化，台灣無法和很多國家推動簽署雙邊的FTA，這對台灣的影響非常大，我們只能以其他的方式彌補被邊緣化的危險與不足，又如台灣無法與東協的國家簽署FTA，此外，也無法與美國及日本兩個主要的國家簽署，而美國與南韓已完成簽署FTA，我們認為這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包括在全球的競爭力上面，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不得不有所因應，所以目前推動台美簽署FTA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這之前，希望能強化TIFA法的磋商和未來的談判。
問2：您要如何回應有些人批評說台灣的經濟被邊緣化，或者是被拋在後面，特別是相對於中國快速而進步地成長，他們有11％的經濟成長率。我昨天也跟一個重要的台商幹部談過，他認為台灣的政府對於台商投資大陸的上限，其實影響到了台商在那邊的經濟活動。您剛剛也提到了國內的因素，您提到紅衫軍的事情，紅衫軍其實是民進黨的施前主席率領靜坐抗議，因為他們認為總統您並沒有實現您2000年時的競選承諾，所以對您的表現很失望，雖然您是由人民選出來的，但是當這些民眾高喊阿扁下台，您如何去回應？
總統：第一，我們並不認為這是施明德先生他一個人可以號召的，這是整個泛藍陣營對於台灣國家認同分歧，所採取的抗爭與政治行動。另外最主要的是，由於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他們沒辦法如願地奪回政權，所以這是整個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泛藍陣營的集體大反撲，從2004年選後的選舉紛擾一直到去年的紅衫軍之亂，是完全如出一轍的，施明德先生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他們並不是真的在反貪腐，他們並不反對國民黨的貪腐，他們也不敢反對馬英九的貪腐，所謂反貪腐只是泛藍利用紅衫軍之亂的一個藉口而已，他們是在反扁，他們是要奪回政權A希望在2008年大選之前提前奪回政權，完全是政治、是鬥爭。至於台商的這一些意見，我們認為，站在國家的安全、整體的利益上，現在沒有所謂要對中國增加更進一步投資的問題，也就是說，應該沒有對中國投資要進一步鬆綁的問題，現在我們所重視的是，要增加對台灣的投資，這個問題比對中國來鬆綁投資還要來得重要，因為現在台灣對中國的投資已經太高了，而不是太低，非常的不正常，也非常的危險。對中國的經貿政策，2000年之前有所謂的「戒急用忍」，在本人執政之後，我們改採「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的最高指導原則，所以，可以去的、該去的、想去的，都已經去了，並沒有所謂被緊縮的問題，而是已經太過寬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事實。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仰賴這麼高的，已經過度向中國傾斜，我們不得不慎。沒有錯，台灣是一個島國，我們不可能鎖國，必須開放、走出去。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市場這麼廣大、對全世界有那麼大的吸引力，所謂磁吸效應台灣當然首當其衝，因為同文同種、又近在咫尺，對台灣的影響最大。但是我們非常清楚，我們不可以把台灣所有的經濟命脈與資源全部鎖在中國，我們必須維持台灣的主體性，不能夠把台灣的經濟變成中國的附庸或是邊陲，這對台灣的經貿安全、國家安全會有很大的影響。何況，兩岸的關係又不是一般正常關係，中國對台灣充滿敵意、不放棄對台動武，又部署那麼多飛彈，我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風險、商業風險，必須同時兼顧。儘管有這麼多不利的因素，但是台灣在去年的經濟成長率仍然達到4.6％，比我們的預估還高，而失業率也降到3.9％，這是這幾年來非常不容易的數字；而政府的收支也首度達到平衡，是8年來的第一次；此外，我國外匯存底仍然位居全世界第3位，達到2,600多億美元以上。
問3：有些人批評總統是否錯失了中國經濟快速大幅成長的機會，據我們瞭解，台灣股市加權指數從您2000年5月上任總統以來已經降了18％，我們彭博財經社其實密切觀察世界上90項股市指數，如香港受惠於中國的經濟成長非常大，股市也越來越好，那台灣一些工商界的領袖曾經批評總統以意識形態掛帥、忽略經濟現實。請問總統的回應如何？
總統：2000年5月20日我就職之後，我們的股市大概是8,500點，現在我們還有8,000點以上，甚至在今天我們還有8,100點左右。2000年當時景氣還算不錯，但下半年由於世界經濟景氣不振等，因此隔年，也就是2001年我們的表現並不是很理想，但慢慢的經過大家共同的努力，一再爬升。去年我們的表現是亮麗的，現在還能夠維持這樣的水平，幾乎已經跟2000年我五二０就職後的指數差不多，希望下半年的表現能夠比上半年更好，拉到2000年本人就職時的指數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們希望在明年大選之前，至少能夠達到8,500到9,000點之間。倒是在我印象中，美國的那斯達克指數在2000年5月我就職為台灣總統時，還曾經高達5,300點左右，但現在可能只剩下一半，2,500左右之多，當然我們不是要跟那斯達克指數比較，不是這樣自我安慰，也就是說，有關於股市的問題，我們希望能夠有更亮麗的表現，確實有很多我們必須檢討的，我們必須更加精進，包括經濟的因素、非經濟的原因等等，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改善，不過我們對於未來一年，特別在明年2008年選前，我們絕對有信心，整個股市可以有更亮麗的表現，一定會比現在更好。
問4：剛剛我說台灣的股市退步了18%，我是以美金計價的，當然我們瞭解，去年下半年正好是高科技股泡沫化的時候，所以當然有些影響，但是根據MSCI資料，太平洋整體指數已經成長了32%，意味著這個地區，包括中國、香港、南韓等國的股市表現都是前所未有的好，台灣相較而言是落後的，總統在最後一年的任內，要採取何種措施，為台灣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總統：剛才也特別提到一些內部的原因與外部的因素，所以經濟的發展，非經濟的原因在台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這在有些國家並不是重點，甚至沒有所謂非經濟原因。就像有人講好像台灣的經濟要發展、經濟表現要更加提升，必須要開放所謂兩岸直航，但是我們並不認為這是所謂的萬靈丹，對於兩岸的經貿政策，我們還是希望採取立場堅定、務實前進的穩定路線，包括我們希望做到善意的和解、積極的合作與永久的和平，但也不可能一次到位。我曾經多次的強調，沒有「小三通」，就不可能有「大三通」，沒有兩岸的貨運包機直航，就不可能有接下來的兩岸直航。2001年我們開始試辦金馬地區的「小三通」，現在我們擴大「小三通」，甚至把「小三通」延伸到澎湖。一樣的，有關兩岸春節包機，我們從2003年開始實施，當時是單向還要中停港澳地區，現在我們改為雙向對飛可以不中停，甚至在去年六月我們又新公布四大包機擴大服務方案，所以我們是希望有一天，兩岸可以直航，但是絕對不是現在，甚至在2008年之前也不可能實現，因為目前我們所推動的、我們所期待的兩岸包機直航還沒有實現。一樣的，我們早就同意要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來台觀光，由於中國還是沒有誠意，甚至還要把它意識形態化、泛政治化，讓這樣的期待一直沒辦法實現。所以接下來的重點，絕對不是增加對中國投資的鬆綁，而是如何增加對台灣的投資、如何加碼對台灣的投資、如何強化對台灣的投資，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誘因，包括一些投資障礙的排除，希望能夠提供更好的投資環境，目前我們做得還不夠，我們在除弊方面有一些努力，但是在興利方面，我們希望能夠有更積極的作為，好比說像遺產贈與稅，我們的稅率偏高，我們希望像香港一樣，有一天能夠取消遺贈稅，當然我們希望能夠像新加坡一樣，有一個非常低的稅率，只有5％到10％，這些都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我們希望在短時間之內，馬上有一個更好的公布，讓大家有信心，讓更多的資金能夠回流。
問5：在剩下一年的任期內，如果只有一個目標能夠完成，總統會希望哪一件事情，是新憲法嗎？我聽說現在大概至少有15個版本，新憲是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人說現在民進黨的下一屆總統候選人已經產生，是謝長廷先生，有些人認為謝先生對與中國的對話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而且也有可能上任之後會對中國鬆綁，明年看起來，不管是國民黨或是民進黨取得政權，有可能都和您現在的大陸政策不一樣，總統對此有何看法？
總統：目前政府的四大施政目標，就是「增加投資台灣」、「創造就業機會」、「拉近城鄉距離」、「縮短貧富差距」；兩大施政的路線，就是「堅持台灣主體意識」及「落實社會公平正義」。對外，我們是希望能夠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及聯合國（UN）；對內，我們希望能夠催生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台灣新憲法，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任務，都是非常艱鉅的挑戰，也許在短暫的歲月也不一定能夠實現，但是我們願意走出第一步，走出正確的第一步。當然我們也希望繼續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化，不過我們認為不管是誰擔任台灣的總統，「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兩岸的經貿政策，絕對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在野陣營當然講話可以不必負責任，甚至現在不在政府擔任公職，有時候比較寬鬆，不太受任何的限制，因為大家都不必負責。今天作為國家的領導人，作為台灣的總統，所盱衡的是一個整體的、共同的、最大的利益。作為在野的人士，甚至作為一個生意人，可以無視於目前988枚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所部署的對台飛彈的存在，但是作為台灣的總統，這是不可能裝聾作啞的。當中國在外交上採取所謂的「三光政策」，要挖光、堵光、擠光台灣所有的邦交國與台灣的國際參與空間，以及在社會上實施所謂的「三戰政策」，所謂的「三戰」是指－「法律戰」、「心理戰」、「輿論戰」這樣的統戰伎倆；在政治上採取所謂的「五化政策」，就是要「矮化」、「地方化」、「邊緣化」、「去政府化」及「去公權力化」，完全是針對台灣，這不能把它當作不存在；在軍事上，不放棄對台動武，而且又已經推動並相繼完成所謂的對台動武的三階段任務準備，又通過要動武的法源依據，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我認為做為台灣的國家領導人，我們不管明年是誰當選，這些都是不可能當做不存在的，所以，當你是台灣的總統，你的考量是完全不一樣的，跟現在做為在野政黨、以及做為非政府的公職的一份子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並不認為，在明年之後會有怎麼樣的政策大改變。
問6：總統先生您認為北京會接受一個獨立的台灣嗎？因為看起來北京的行政當局似乎不是往這個方向在走，下一任總統是不是也會帶著台灣往這個方向一直走？如果真的這樣走下去的話，是不是最終在台海會有軍事衝突發生？因為我們也看到台灣試圖要增加國防預算，但是現在卡在立法院沒有通過。另外，要請教總統是不是真的相信，如果以後台海有軍事衝突的時候，美國會遵守「台灣關係法」，出兵協防台灣？
總統：大家都非常清楚，在2000年大選之前，很多人認為說不可以讓本人當選總統，也不可以讓民進黨執政，否則台海一定會有戰事，但是七年過去了，我們仍然維持台海的平和、安全與穩定，並沒有任何的戰事發生。在1996年第一次台灣舉行總統大選，還發生中國對台試射飛彈，甚至打到台灣的家門口，最近的距離只有55公里。我想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點絕對與2000年、2004年我所宣示、我所承諾和保證的「四不」有非常大的關聯。另外，面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我們也不能夠坐以待斃，我們必須要有所準備與因應，我們不是為了戰爭，也不是要和中國做軍備的競賽，但是我們也必須要備戰，因為只有備戰，才能夠止戰、才能夠避戰、才能夠有真正的和平。在40年前有所謂的「古巴飛彈危機」，美國人面對40枚部署在古巴的蘇聯飛彈就「驚爆13天」，大家想看看2,300萬的台灣人民，面對目前已經有988枚的戰術導彈飛彈瞄向台灣，每年還以120枚、甚至到150枚、甚至以上的速度增加當中，台灣人民是天天活在飛彈的威脅之下，是「天天驚爆」。所以，我們必須要強化自己的國防，我們必須要提升自我防衛的能力。中國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其實不只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國不承認，他們對於台灣有很多的民主鞏固與深化的一些努力和打拼，也都持否定的態度。所以，過去的幾十年來，台灣從威權向民主的過程當中，只要我們是民主的一些積極作為、是民主化的必經的歷程，對中國來講他們都沒有辦法接受，因為他們真的害怕台灣的民主，對他們來講真的是很大的威脅。2003年至2005年我們在不到3年的時間，相繼完成公投立法、和平公投及公投入憲，中國也是持反對態度；一樣地在2006年我們「終統」,我們把「四不一沒有」的「一沒有」把它終止掉、把它廢掉，中國也是持反對態度的；一樣地今天我們在推動以台灣的名義加入WHO,甚至接下來要參加UN，他們也是反對。反正對台灣的民主化，中國全部都反對。台灣主體意識的路線，絕對是一條正確的路線、也是一條不歸路，只有繼續地往前走，2000年當我選上總統的時候，自認為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只有36％，到去年已提高到60％，而到今年甚至有些民調顯示已經提高到68％，我相信今年一過，甚至明年達到70％、75％，絕對是可能的。所以，台灣主體意識的路線，是台灣的主流路線，任何一個人想要選上台灣的總統，絕對不可能背棄或者違背這條正確的主流路線。所以，我相信，只有站在台灣主流意識、台灣主體意識路線這邊的人，才能可能在明年順利選上台灣的總統，這一點我們非常有信心。明年大選絕對是「台灣主體」對「終極統一」的選擇，也是「守護台灣」對「聯共治台」的對決，我確信台灣主體及守護台灣的候選人才會當選。
問7：總統會不會覺得當了總統之後，日益被孤立、變得跛腳？在立法院因為執政黨未掌握多數，泛藍、泛綠的分歧非常嚴重，國民黨把總統邊緣化，總統會不會覺得充滿無力感？
總統：我們還是充滿信心，我們也不會跛腳，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困難下，一再創造台灣的歷史。兩次總統大選都是在大家不看好下，順利當選。我們面對各種壓力，還是堅持公投是普世價值、基本人權，2300萬台灣人民應與世人共同享有。過去被視為洪水猛獸，甚至等同於戰爭、災難的公投權利，我們終於完成公投立法，也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性的公民投票，甚至將公投入憲，現在成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大家不再有任何畏懼。難道我們沒有任何壓力嗎？我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幾十年來，大家都在談台灣的前途及未來應該由2300萬的台灣人民來決定，如何決定？當然要透過公投來決定，但是如果公投只有一個選項－兩岸終極統一，那麼公投是假的，不是真正主權在民的展現。因此去年在各種壓力下，我也正式把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廢掉。「中華民國」既不能改也不能用，那我們就用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就是我們母親的名字，非常有力、最好聽的名字、也最接近人民及土地的名字。我們要用台灣的名字來參加國際組織、參與國際社會。大家覺得不可能，可是我們也逐一實現，包括「中正國際機場」改名為「台灣桃園機場」，以及行政院昨天通過，將「中正紀念堂」改為「台灣民主紀念堂」。還有很多事情還沒做，還沒有完成，議題很多，不必害怕朝小野大，只要有信心、只要堅持，最後一年仍有很多事情可以推動、圓夢並完成。不要看不起跛腳的人，跛腳的人還可以做很多事、走很多路。
問8:您若有機會坐在這裡直接與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面對對地對話，您會選擇說甚麼來讓他理解您剛才所講台灣所走的路是一條正確的路？
總統：我會告訴他，你們對台灣了解不夠，你們應該真正地了解台灣，過去幾次的大選，你們做錯了，我們不希望你們再重蹈覆轍。過去我曾經一再提到歐盟的統合模式，與東西德的統一模式，這絕對值得胡錦濤國家主席來借鏡與參考，不要一味地把它否定。如果胡錦濤主席希望台灣不要永久分離，東西德統一的模式及歐洲統合模式絕對應該要加以重視。東、西德在統一之前，東德也好、西德也罷，全部都是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也都是WHO的正式會員國。兩個同時都是聯合國及WHO的會員國，最後仍然可以統一。一樣地，在歐洲統合的過程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也完全是奠基於主權、民主、和平及對等的4原則。在統合的過程中，完全尊重所有的會員國，全部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且全都尊重他們國民的自由意願，沒有任何的強迫，或用武力加以威脅。一樣地，對所有的會員國沒有任何的大小之分，也沒有所謂的中央與地方之別，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對等的。如果中國繼續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繼續用武力威脅，或繼續矮化台灣、地方化台灣、邊緣化台灣，或把台灣政府去公權力化，甚或去政府化，這些只會讓兩岸的距離越拉越遠，不可能越拉越近。特別在所謂的「國共論壇」，他們拉攏中國國民黨的榮譽主席連戰，我們認為這些不會為中國國民黨加分，也絕對不會為馬英九在明年總統大選加分。兩岸要對話，絕對不是和政黨對話，也不是和政黨的領袖對話，而是要和台灣的政府對話，和台灣的民選總統對話。如果中國有誠意，如果胡錦濤主席有意願，本人願意代表台灣政府和人民，誠摯地邀請胡主席能夠到台灣來訪問。
問9:總統先生您曾經發出這樣的邀請嗎？如果有的話，是否將這樣的訊息傳遞過去了？傳遞過去後，對方的反應又是如何呢？您真的有邀請他嗎？
總統：當然，台灣的民主絕對是台灣人民的驕傲，台灣社會的多元及自由，也絕對是我們感到非常榮幸的事情。我們希望中國的領導人應該到台灣多看看，多聽聽台灣人民基層的聲音、真正的聲音，我們願意作此公開的邀請。
問10:如果總統您受邀至北京訪問，您會去嗎？
總統：我相信他們不可能邀請我，但我們可以邀請他。因為中國的任何邀請，包括對連戰、宋楚瑜的邀請，都是附帶條件的。我們認為胡錦濤國家主席來台灣看看，不必任何的條件。因為我要到北京去，他們一定會要我接受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要接受所謂的「終極統一」；但反過來，台灣政府、本人邀請胡錦濤國家主席來台灣，我們不會以「你一定要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方政府」作為前提條件。我們沒有任何條件，我們歡迎他來。
問11: 總統剛才提到可以考慮東、西德統一的模式－他們在統一之前，各自以主權獨立國家的形式存在於國際社會中，另也加入國際組織，作為完全的會員國；後來他們在和平統一前，也真的做得非常地澈底，現在的德國總理梅克爾女士，就是在東德長大的。不知總統是否真的願意引用東、西德統一模式到這麼深的程度？如果兩岸的情況、條件，允許台灣與中國根據東、西德統一模式，說不定，有一天台灣這邊的人也會出任整個中國的領導人？
總統：第一，中國政府、北京當局、及中南海方面，在過去一再地否定、甚至公開地表示絕對不接受所謂的兩德模式。過去我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曾嘗試提出類似兩德統一基礎條約那樣的模式，也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基礎條約草案」。當時執政黨、中國國民黨的領導階層反對，而北京當局更不用說，直到現在，他們也沒有考慮要接受。在2000年的總統就職演說當中，我也特別提到希望兩岸的領導人能夠秉持民主、對等的原則，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
問12: 我想延續剛才我們第一位同僚的問題－有關台商對中國投資上限的問題。總統剛才說必須考慮整個台灣的國家安全，避免台灣產業空洞化；但有些台商指出，政府之所以拒絕對中國投資限制鬆綁，主要是意識形態及政治考量，而不是真正為了保護台灣的國家安全與經貿安全，政府做這些都是為了要贏得選舉。
總統：如果政府的作為是為了贏得選舉，那也是代表能夠贏得選舉是因為多數民意的支持。那這種說法是不是違背多數的民意？否則怎麼可能贏得選舉？我們有句古諺：「爾愛其羊，吾愛其禮」。我相信做生意的人有他的生意考量，但作為台灣的國家領導人、台灣政府，我們的考量更多，絕不會像生意人只考慮其中的一部分。中國大陸市場是一廣大的市場、是一重要的市場，但不能把它當做是唯一的市場、最後的市場。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對中國的依賴傾斜那樣地深。其實兩岸在過去的幾年，彼此的經貿往來、商業合作、及台商對中國的投資是非常驚人的。現在台灣對中國的投資，不是過低的問題，而是太高的問題，甚至是不正常的問題。今天台灣與中國並不是一般的正常關係，因為中國不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又通過所謂的「反分裂國家法」為他們的動武取得所謂的法源依據。他們有一天要將台灣納入中國的一部分、成為他們的「第二個香港」、「第二個澳門」、是他們的特別行政區。當台灣主權不在的時候，那我們與香港人、澳門人沒有兩樣。這難道是台灣人民的期待嗎？今天各項民調顯示，2,300萬台灣人民認為台灣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沒辦法接受所謂「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的人，占了75%以上，是非常絕對多數的民意，這是一個事實。有些政策是可以檢討，但絕對不能無條件開放對中國的投資或全面西進，這對台灣絕對沒有好處。
問13：總統希望在人民的心裡面如何記得您？
總統：光是在2000年能夠完成歷史上首次的政黨輪替，讓執政超過半個世紀的中國國民黨成為在野黨，人民會永遠記得這件事，會記得我們在2000年完成歷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同樣地，2004年總統大選之後的政治紛擾，以及去年「紅衫軍」如此之亂，為何台灣最後沒有亂？大家會永遠記得本人推動、落實「軍隊國家化」所做的努力與貢獻。國會再怎麼亂、媒體再怎麼亂、社會再怎麼亂，只要軍隊不亂，台灣就不會亂。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特別在新聞自由的捍衛，本人所代表的政府做得最澈底，去年「無疆界記者組織」將台灣的新聞自由，首度排名在美國及日本之前；今年的5月1日，美國「自由之家」的評比報告，也認為台灣的新聞自由是亞洲第一名，排名在日本之前。所以，當我不再當總統時，大家一定會想到「亞洲第一」，是陳水扁主政下對新聞自由尊重、保護與捍衛的結果。公投是面對中國併吞台灣最佳的利器，也是最有力的TMD，大家一定會懷念，是誰矢志、不畏懼任何壓力，堅持要推動「公投立法」、「和平公投」及「公投入憲」，以及「終統」和「廢統」。堅持推動公投立法、和平公投、公投入憲以及終統、廢統。最後是有關台灣主體意識的高漲，慢慢的大家會覺得，在過去的七年，包括未來的一年，是誰讓台灣的主體意識這麼樣的落實、這麼樣的紮根、這麼樣的深化，從2000年自認為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只有36%，一直到現在已經達到60%以上，我們有信心在本人卸任的時候，可以超過70%、75%。
問14：剛剛總統提到台灣的經濟成長速度不可能像中國一樣，因為中國正處在經濟起飛的階段，台灣的經濟又與中國的經濟息息相關，是非常有深度的聯結，所以總統您看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在經過快速的經濟發展階段之後，他們的走向會是如何？
總統：目前中國經濟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在可見的未來幾年，也應該會有這樣的成長榮面，台灣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當我們的經濟成長到某一個階段之後，當大家能夠吃飽肚子，大家希望在精神層面能夠有更多的充實，所以在政治的參與、對於政治民主化的渴望，也一定會成為社會的主流，所以台灣能夠從威權走向民主，其實跟早期的經濟成長有非常大的關係，我也確信中國有一天也因為目前中國經濟的崛起，會帶來政治民主化，所謂政治民主的崛起。我們也寧願從比較正面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崛起，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帶來的是民主的崛起與和平的覺醒，我們更期待中國能夠從集權走向民主、能夠放棄中國共產黨一黨集權、威權的統治。我們更希望看到，中國能夠像台灣一樣，國家的領導人、國會議員，都是由人民直接選出，而且像台灣一樣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大家可以競爭、可以輪政，在野黨、少數黨也可以成為執政黨，非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也可以成為中國的國家主席，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們更期待的是13億的中國人民，也能夠與台灣人民一樣，享有百分之百的自由，其中包括集會結社的自由、包括言論的自由、包括新聞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應該要有百分之百的宗教信仰自由，這些宗教人士、這些人權律師，包括神職人員，不應該被懷疑、被否定、被逮捕、被審判，不再有任何的政治犯與異議人士。